1950年，中央政府决定收回东交民巷，但以美英为首的列强对此却置若罔闻，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7日内外军必须撤离！”
租界，这一词汇常常让人联想到中国近现代史中那段屈辱的岁月。租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成为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其设立深深地伤害了中国的主权。然而，租界的出现并非在最初的条约中规定，而是一场中外双方通过交易和压力博弈的结果。 1845年11月29日，英国驻上海的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利用《虎门条约》第七款中关于通商口岸的条文，向上海道请求设立英国侨民的居住地，即在上海县城北郊的黄浦滩。经过商议和威胁，英国不仅成功获得了上海英租界的设立，还出台了租界的“基本法”——《上海土地章程》。仅仅三年后，法国和美国分别也在上海的虹口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租界。最初，英租界的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仍然归清政府掌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上海的租界。为防止华洋发生冲突，巴富尔与中国地方官宫慕久达成协议，规定租界内不得有中国居民居住。随着租界的扩展，这一规定逐渐加严，华人只能在白天进入租界做生意，晚上必须回到市区。甚至洋人雇佣的华人佣人也不能与主人同住。租界的土地价格在短短的几年内却迅速上涨，从1852年到1862年，十年的时间里土地价格翻涨了200倍。 1900年，清廷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东交民巷地区被划为外国租界。该地区明确规定，由各国使馆管理，中国人不得在其中居住。东交民巷成为了外侨自主管理、对中国完全封闭的“法外之地”。在这里，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使馆相继建立，这一地区也因此改名为东交民巷，成为列强独立管理的“国中之国”。
1950年1月7日，北京城内的空气格外凝重。这一天，一条改变东交民巷命运的重要指示，从中南海传到了各国使馆：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在七日之内撤离。这道命令，既不咄咄逼人，也不退让示弱，却透露出新中国坚定的立场和不容商议的态度。 当这个消息传到东交民巷时，各国使节们正在为新年伊始的外交事务忙碌。使馆区内，各国外交官员走动频繁，互相商议对策。有的神色凝重，有的举棋不定，有的则面露不屑。他们或许还沉浸在旧时代的思维中，认为新中国不会、也不敢轻易动摇他们在华的特权地位。 然而，这次他们错了。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发布了具体执行命令，要求各国军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撤离。街道上，解放军战士们严阵以待，秩序井然地站在各个要道，既显示了新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体现了有条不紊的行政能力。 各国使节们很快意识到，这已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外交辞令，而是一个必须执行的最后通牒。英国驻华代表最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承认，并表示愿意按要求撤离军队。这一决定像是投入平静水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了连锁反应。 美国方面的反应则显得较为强硬。美方代表试图援引旧条约，为其驻军寻找合法性依据。他们甚至想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施压，但这些做法都未能得到任何回应。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旧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已经成为历史，新中国绝不接受任何借口。
租界的设立是外国侵略者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土地上划出的“国中之国”。它不仅是列强在华经济掠夺和政治干预的基地，也成为了他们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在这些租界里，外国侵略者通过设立烟窟、妓院、赌场等场所，进行着违法勾当和剥削活动。例如，1856年上海法租界的预算中，烟窟、妓院和赌场的收入占据了整个预算的一半。这些地方成为了外国人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弱势法律体系肆意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场所”。 租界还成为了外国势力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勾结的温床，列强利用租界培植买办阶层，干涉中国的内政，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租界内，外国势力还大肆进行文化侵略，设立教堂、医院、学校和报纸，试图通过思想的灌输，进一步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 在这些租界内，外国侵略者为所欲为，行使着他们的特权和权力，形成了一个个独立于中国法律和政府控制的“国家中的国家”。这些租界，成为了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阴影，是外国侵略者在经济上盘剥、在政治上奴役、在思想上麻醉中国人民的反动堡垒。租界的存在，深刻象征着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屈辱和无奈。 尽管租界从一开始便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但收回租界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通过外交途径成功收回了德、奥、俄三国在天津、汉口等地的租界，这一历史事件也标志着中国收回租界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租界才真正完全取消，中国才彻底收回所有外国特权和公产。那时，中国才以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列强在华设立的租界，深刻体现了晚清以来中国国力的衰弱，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屈辱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