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身在大西北的杨勇上将得知消息：“几位首长的夫人面临困难，处处受制。”当即，他不顾工作人员劝说，给几位大姐打去电话，邀请：“大姐们，我们这里风景秀丽，来游览一下吧。”
杨勇将军以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形象被载入史册，其刚毅和耿直的品格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多次受到表扬。他一生南征北战，身上五处伤痕是他“勇”字精神的最好见证。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与胡耀邦是表兄弟。初名杨世峻，参加革命后，他认为这个名字过于文雅，不足以体现英武之气，于是改名为杨勇。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将，杨勇却从不自恃功劳，总是以谦逊和严于律己的态度对待工作，经常引用彭德怀的话勉励自己：“成绩多想别人的贡献，问题多找自己的责任。”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歼灭敌军23万余人，其中美军占10万。这一战绩迫使美国为首的多国政府寻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1953年初，谈判即将达成协议，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却蓄意破坏协议，扣留大批被俘人员，还扬言要对鸭绿江进行军事进攻，引发世界公愤。毛泽东决定采取行动，严惩李承晚集团以推动停战。 在点将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想到了“三杨”——杨得志、杨成武和杨勇。前两人因各种原因已提前赴朝，而杨勇则因职务关系尚未成行。1953年5月，毛泽东签署新任命，调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接到命令后，杨勇迅速赶赴朝鲜，成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李承晚关注的焦点。 金城战役爆发后，杨勇的指挥能力再次成为全球目光的焦点。他的战略部署和精准指挥不仅成功打击了敌军，更为朝鲜战争的停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5年的西北，秋风萧瑟。兰州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的办公室里，一通电话打破了午后的宁静。电话那头，是一位老战友带来的消息：几位首长的夫人正面临困境，处处受制。放下电话，杨勇的眉头紧锁。 办公室外，秘书和工作人员得知杨司令要邀请这些首长夫人来西北游玩时，都流露出担忧的神色。他们都清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邀请可能会给杨司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杨勇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电话，向几位老大姐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邀请，更是对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的一份责任。 这样的担当，在杨勇的军旅生涯中并非第一次。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8年，当时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刚刚率部凯旋，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期间，他得知几位首长家中子女众多，家庭生活困难，粮食不足。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便是高级将领的家庭也未能幸免于难。杨勇二话不说，立即联系军区后勤部门，安排将数百斤大米送到这些首长家中。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借此生事，将这件事情上报。 随后，调查组来到北京军区，对这起＂送米事件＂展开调查。面对调查，杨勇的态度可谓光明磊落。他向调查组表示，作为部下，看到首长家庭遇到困难，自己不能袖手旁观。经过调查，真相大白：这些大米的费用全部出自杨勇的个人工资。这一结果，不仅平息了风波，更展现了杨勇将军为人正直、重情重义的品格。
1937年的平型关大战，是杨勇与日军的首次较量，也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残酷的一次战斗。面对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的疯狂抵抗，杨勇与李天佑率领的686团协同作战，最终歼敌千余人，击毁军车百余辆，缴获大批军用品，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斗结束后，杨勇因负伤在医院疗养，师领导决定将缴获的日军军毯分发给伤员。杨勇分得的一块军毯伴随了他15年，直到抗美援朝时，他将这块毯子赠予灵丘籍士兵武锦，后来被捐赠给平型关纪念馆。 杨勇与胡耀邦的兄弟情谊亦为人津津乐道。1935年长征途中，胡耀邦带病坚持宣传工作，不幸右臂负伤，因医疗条件差导致感染，身体虚弱至难以行走。杨勇为表弟送来了药品和干粮，甚至将自己的马让给他骑乘。兄弟二人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再次相见，之后杨勇投身抗日前线，而胡耀邦则主要负责后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联系逐渐增多，每逢节日都互相走访，延续了浓厚的兄弟情谊。 1944年，经过三年延安军事学习的杨勇重返冀鲁豫抗日战场，担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并在反攻日军占领区的行动中取得了多次胜利。1945年，他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率军参与平汉战役，成功遏制国民党的内战计划。同年，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带领这支新组建的队伍迅速提升战斗力。在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战役中，歼敌约两万余人，为部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杨勇因重病住院，深知自己生命将尽。他一边安排未尽的工作，一边叮嘱身边人不要浪费资源。胡耀邦得知兄长病危，匆匆赶来探望。杨勇却嘱咐他珍重身体，不要因自己的病情耽误国事。他对胡耀邦说：“我的病已无药可救，别浪费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