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职务，回到西北国棉厂继续当工人。可就在回到陕西的当晚，得知姐妹们上夜班后，她就直奔工厂也要上夜班：“我是个工人，我能干活！”
毛泽东时代，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获得了解放，展现出不输男性的风采。毛泽东特别重视妇女教育，他指出：“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在他的倡导下，20世纪50年代全国掀起了妇女识字热潮，妇女识字班、夜校等成为常见的学习形式，劳动之余的学习场景随处可见。这些教育措施为女性逐步融入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参与度，毛泽东提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在他的鼓励下，建国后妇女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女性在社会中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1975年初，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毛泽东提出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其中包括一位女性副总理的人选。当时，周恩来提议从西北地区的工人劳模中挑选候选人，最终选择了吴桂贤。吴桂贤闻言大吃一惊，连忙推辞道：“我干不了！” 周恩来却劝导她：“许多事情不是一生下来就会的，我当总理也是在干中学会的。而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呢！”最终，在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37岁的吴桂贤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1977年的深秋，西北国棉厂的夜空中飘着淡淡的棉絮。刚刚回到陕西的吴桂贤放下行李，就打听起工厂的情况。当得知姐妹们正在上夜班，她二话不说，拿起工作服就往厂里赶。＂我是个工人，我能干活！＂她的话语中透着坚定。这一幕，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就在不久前，她还是中央政府的副总理，而现在，她主动选择回到工厂，重操旧业。 从中南海到纺织车间，吴桂贤的选择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然而，对她来说，这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她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工作方式。她将时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用于处理日常公务，三分之一下基层调研，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回到车间当工人。这种被称为＂三三制＂的工作方法，让她既能履行领导职责，又不脱离工人群众。 在北京工作期间，吴桂贤的生活方式也与普通工人无异。她和丈夫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自己动手操持家务。每次下基层考察，她都坚持轻车简从，与基层工人同吃同住。即便身居高位，她依然保持着朴实无华的本色。 在中南海的岁月里，吴桂贤虽然身处国家机关的核心，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人身份。每当有纺织行业的重要会议，她都会特意邀请一线工人参加，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她经常说：＂我虽然是副总理，但我永远是纺织工人出身。＂在她的推动下，许多关乎纺织行业发展的重要决策都充分考虑了一线工人的实际需求。
1988年春，深圳考察团在副市长朱悦宁的带领下远赴陕西考察。随行的深圳外贸集团副总经理李瑞荣提议考察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旨在为鸿华公司挑选优秀纺织人才。吴桂贤积极响应，用短短十天时间从三个印染厂招募了108人，其中包括工人、技术员和总工程师，组成了一个覆盖各岗位的高效团队。初到深圳时，生活设施跟不上，她与其他七人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共同打扫、买菜、做饭，条件虽苦，却充满干劲。鸿华印染厂顺利开工，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逐步提升。 为稳定团队，吴桂贤多次向深圳市人事局和宝安县争取户口指标，最终为鸿华公司争取到75个名额，解决了团队的后顾之忧。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原材料坯布的短缺成为瓶颈。她九次前往新疆等地采购坯布，凭借以往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争取到各方支持。这些经历让吴桂贤深感肩负重任，同时也因各地人们的信任与支持而倍受鼓舞。 1994年，吴桂贤选择退休，享受正厅级待遇。然而，她并未过上安逸的生活，而是继续忙碌于公益事业。
作为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为两地企业牵线搭桥，募捐重修黄帝陵、协助乡亲创业，还参与希望工程和扶贫救灾。在生活中，她始终勤俭节约，将积蓄投入慈善事业，用行动诠释她的无私奉献。 年过五旬的吴桂贤将目光投向教育扶贫，她认为，自己的贫苦出身让她更能理解困境中的孩子。2006年，在甘肃会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她得知380名考上大学的孩子因缺乏路费而无法入学。吴桂贤决定为他们筹集路费，尽管过程艰难，她依然奔走于慈善晚会、演讲和拍卖活动，最终筹集到9万元。这笔钱通过她的手直接送到孩子们手中，并详细告知资金的来历，以激励他们珍惜机会。 吴桂贤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她因对教育扶贫事业的突出贡献被授予“爱心妈妈”称号。80岁时，她仍然活跃在公益事业的第一线，担任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热心于推动基层健康和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