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会后悔举国之力讨伐东吴吗？ “先主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群臣多谏，一不从。” 公元221年，刚称帝三个月的刘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重臣苦劝，执意倾举国之兵伐吴。一年后，夷陵一场大火，七百里连营灰飞烟灭，蜀汉精锐尽丧，刘备本人退守白帝城，郁郁而终。 后世常问：生命最后时刻的刘备，可曾后悔？若悔，悔的是什么？ 千年后细读史料，白帝城的托孤遗言中，藏着这位枭雄锥心刺骨的“三悔”——这不仅是一个帝王的临终忏悔，更是穿透时空、直指人心的权力与人性的寓言。 一、白帝遗言中的“战略转折”，无声胜有声的悔意 兵败退居白帝城的刘备，病榻上最关键的嘱托是什么？并非如何复仇，而是对诸葛亮说：“若（曹）丕举众来侵，子瑜（诸葛瑾）可与联盟，勿有疑虑也。”此语如惊雷！ 诸葛瑾是孙权重臣，诸葛亮之兄。此处明确指示：立即放下血仇，重修吴蜀之好，共抗曹魏——这与他一年前“灭此朝食”的愤怒宣战，形成天壤之别。专家点明：这是临终前最明确的战略调整！ 悔意所在： 深刻意识到伐吴（尤其大败）彻底破坏了“联吴抗魏”的《隆中对》根本国策，致使蜀汉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此悔，在于战略根基的动摇，代价是国运倾颓。 二、夷陵之殇，“五重悔”的沉重教训 1. 悔其一：情感绑架政治，怒令智昏的帝王失格 表象： 为关羽雪恨。老版《三国演义》剧中刘备悲吼：“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情感浓烈，极具感染力。 深层： 作为开国之君，承载着政权存续之责。《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法正若在世，必能阻止刘备出兵。这说明： 失却理智权衡： 顶级谋臣不在，情感完全压倒了冷静判断。 政治合法性危机： 不为手足复仇或失“义”，但置国家于倾覆边缘，更是对开创基业责任的巨大辜负。 2. 悔其二：轻视对手，骄狂心态埋下覆灭祸根 误判一： 视青年陆逊为“书生不足惧”。刘备及蜀军上下对这位“东吴新人”极度轻慢。《三国志·陆逊传》详载陆逊精准洞察蜀军“骄怠”之态，最终火攻致胜。这是对经验和资历的迷信。 误判二： 不听宿将黄权谏言。黄权建议：“吴人悍战…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锋，陛下宜为后镇。”（《三国志·黄权传》）刘备自负亲征经验，拒谏轻进，导致主力被围歼。黄权后路断绝，含恨降魏，更成千古憾事。 3. 悔其三：孤注一掷，豪赌耗尽国家元气 夷陵之战，随军大将冯习、张南、傅肜等悍将及大量中层军官精锐尽数战殁。（《资治通鉴》载：“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此役直接导致诸葛亮后期北伐时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出师表》“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之语后，紧接“然益州疲弊”，人才断层是其核心困境。 4. 悔其四：错失联合，坐视强敌坐收渔利 战略短视： 伐吴前，刘备尝试过联合曹丕？确有迹象！但双方缺乏真正互信，曹丕采纳刘晔建议“吴蜀相攻，此天亡之也…不如坐待其毙”作壁上观。 灾难性后果： 夷陵惨败，曹丕立刻三路伐吴（虽未成功）。此战，刘备未实现“夺荆州”，反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汉中之战后“最有潜力挑战者”，跌至“最弱一方”，三国鼎立格局彻底固化。 三、白帝城长叹的回响——历史的镜鉴与人性的永恒 当我们拨开戏剧化的渲染，回归正史记载： 悔是必然： 白帝遗言中对诸葛瑾的嘱托、临终前“愤恚而病”（《三国志》）的状态（极度愤怒抑郁）、战略方向的彻底扭转，都清晰表明刘备深刻认识到了伐吴决策的灾难性后果，悔恨深入骨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直斥其战术荒谬（连营七百里），更深层是指其战略层面的不智。 悔在何处？ 悔在对情感的非理性纵容，悔在对对手的狂妄轻视（骄兵必败），悔在孤注一掷的致命赌注，悔在错失制衡强敌的良机。 格局的战略之维： 突破眼前得失，看清整体棋盘。目标明确固然重要，但选择路径时，需智慧地利用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 责任的终极之重： 身处高位者，个体情感之上肩负着更大的受托责任。刘备的悔，是对其“帝王之责”失职的痛悟，警示我们权力越大，决策的重担与后果也越大。 历史的慈悲与人性的理解： 刘备非神非圣，其悔恨深刻展现了人性在权力、情义、理性夹缝中的挣扎与脆弱。这份真实，反而让这位“织席贩履”而终成帝业的枭雄更显立体，其教训也因此更具普世警醒意义。 白帝城永安宫的最后一盏灯火熄灭了。刘备用生命为夷陵之战写下了沉重的句点。他的“三悔”——对理性失控的悔、对轻视对手的悔、对透支国力的悔、对错失良机的悔——化作历史深处的一声长叹，穿透千年时空，时刻警醒着我们：在权力的十字路口或人生的关键抉择前，唯有保持清醒、敬畏、开放与担当，方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少几分扼腕的叹息，多几分无悔的从容。 #三国演义# #刘备# #诸葛亮# #法正# #陆逊# #孙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