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底，由20多名武汉女大学生组成的南下工作队，在广西荔浦被土匪截杀，每名女生都是右侧太阳穴中弹。听闻此消息，毛主席震怒不已，痛批广西剿匪工作全国最差。 荔浦县通往南宁的山路，遍布灌木与岩石。几十名武汉女大学生乘坐的卡车在弯道减速，突然，山坡上响起密集枪声。 那会儿卡车司机是个老兵，姓赵，打过淮海战役，听见枪响就知道糟了，猛打方向盘想冲过去。可山路太窄，轮胎碾到碎石打滑，“哐当”撞在岩壁上，车厢里的女生们被甩得东倒西歪。 领头的周慧敏扶着车帮站起来，她是武汉大学外语系的，出发前刚剪了辫子，笑着跟室友说“到了广西教老乡认字，回来给你们带桂花糕”，此刻却死死攥着怀里的土改手册，手册封面上“为人民服务”的字迹被冷汗洇开。 枪声是从三个方向来的，土匪藏在灌木丛里，专打驾驶室和车厢。赵师傅想摸腰间的手枪，刚抬手就中了一枪，趴在方向盘上不动了。周慧敏喊着“快趴下”，把身边的学妹往车底拽，可子弹像雨点似的穿进车厢，有个叫李梅的女生，出发前还跟娘要了双新布鞋，此刻刚抬头想喊“娘”，右侧太阳穴就迸出血花，直挺挺倒下去。 这些女生里，最大的22岁，最小的才18岁。出发前在武汉码头，家属们哭着塞鸡蛋，有个女生的爹红着眼说“新中国刚成，你们去建设，爹骄傲”；还有人瞒着家里偷偷报名，留信说“等土改完了就回家”。她们带着课本、笔记本，有的还揣着家人的照片，以为山路尽头是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没成想是淬毒的枪口。 土匪是当地惯匪韦秀英的部下，这群人早被国民党收编过，解放后躲进山里，专干截杀工作队、抢物资的勾当。他们知道女学生没武器，却偏要在太阳穴补枪——这是他们的“规矩”，意思是“不留活口，不费子弹”，残忍得像在摆弄物件。有个女生中弹后没立刻断气，看见土匪翻她们的背包，把笔记本撕了卷烟，把钢笔扔在泥里踩，她拼着最后一口气想爬，被土匪一脚踹在脸上，再补一枪。 消息传到武汉，女生们的母校炸开了锅。周慧敏的室友抱着她没带走的毛衣哭，那毛衣是娘织了三个月的，袖口还绣着朵小梅花；李梅的娘拿着那双新布鞋，在码头等了半个月，直到有人把染血的布鞋送回来，当场哭晕过去。 毛主席的批示很快传到广西：“限期一个月，改变剿匪不力状况，给烈士一个交代。”那会儿广西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拿着电报，手都在抖。他知道，这些女学生是带着国家的希望来的，她们的牺牲，不光是20多条人命，是打在新生政权脸上的耳光——连保护建设者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国泰民安？ 随后，解放军调集三个师的兵力，对荔浦周边土匪展开拉网式清剿。战士们背着女生们的照片进山，照片上的姑娘笑靥如花，有的举着“南下工作队”的红旗，有的在火车上比着剪刀手。有个新兵看着照片哭：“她们跟我妹妹一样大，还没来得及看广西的桂花呢。” 三个月后，韦秀英匪帮被全歼，为首的几个刽子手被押到女学生牺牲的山路旁枪决。当地老乡说，行刑那天，山风里飘着桂花香，像是姑娘回来了。后来，荔浦建起了烈士纪念碑，碑上刻着20多个名字，每年清明，都有武汉来的师生和广西的百姓，带着桂花和课本去看她们。 这些女生，本可以坐在教室里读书，在家里做姑娘，却选择背着行囊走向深山。她们不是不怕，只是觉得“新中国需要人”比“自己安全”更重要。右侧太阳穴的弹痕，是土匪的残忍印记，更是她们用生命在说：建设国家的路，哪怕流血也要铺下去。 可反过来想，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些年轻生命的牺牲，除了让我们铭记悲痛，更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和平的珍贵，还是接过她们未竟理想的责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