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撕碎上级发来的不抵抗命令，带着警察撬开沈阳军火库，取出张学良封存的二十万支步枪。 1931年秋天，沈阳城的街头已经变得异常安静，辽沈地区一向不缺风沙和炮声，但这年八月开始，连城里最有经验的警员都感到不安。 黄显声，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早就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动静，日军频繁在城外集结演习，北大营方向的动静一天比一天大，警务处收到的零星报告也越来越密集。 有人在城墙下发现写着“关东军”的木牌子，有百姓反映晚上听到马达轰鸣，像是大部队调动，黄显声将这些线索一一归类，整理成密报送往张学良府上。 张学良的回电是：切勿主动挑衅日军，保持克制，避免冲突，黄显声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封电文，眼神沉了下来，他知道，张学良有他的顾虑，但他作为地方警务首长，不能坐视城市陷入动乱而毫无准备。 他开始悄悄调配人手，加紧训练警察，按战斗单位将原本负责巡逻的警员编组，还安排人在夜间巡查军火库周边的安全，沈阳的警务处院子里多了一批弹药和军需用品，训练场也开始深夜传出枪声。 警务处的卡车深夜开往军火库，卸下了一箱箱长木箱，没有登记，也未列报，黄显声只是让值守的军需官安静执行，并口头交代这些枪支全部封存，不得外传。 他找来各区警察分队长，在办公室召开闭门会议，没有做多余动员，只留下一句：“如果真有那一天，不用等命令。” 9月18日深夜十点过后，黄显声正在批阅公文，北边方向突然传来沉闷的爆炸声，他几乎是立刻站起来，推开窗户朝远方望去。 天空泛着红光，隐约传来断续的枪声和呐喊，警务处的电话响了，各个分局接连报告，北大营遭炮击，日军开始进攻。 黄显声扯下墙上的佩枪，大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已经聚集了不少警员，他简短下令：“把所有人叫上，准备战斗。”他带人赶往军火库，当场撬开大门，命人将封存的步枪和子弹搬出来。 他说这批枪是用来守城的，不是拿来积灰的，他知道这些枪是张学良特意封存的，按理说未经允许不得动用，可眼下沈阳已经陷入火海，他不能坐视。 很快，市区警察全部武装，集中在三经街、南市场等要点布防，黄显声亲自带队，用沙袋和木料搭建简易掩体，他穿着制服，手里握着一支驳壳枪，在火光中不停来回走动。 街角那边，一个年轻警员吓得蹲在地上不敢动，他过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把自己的钢盔摘下来戴在他头上，只说了一句：“今天咱们是守城，不是执勤。” 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警察的枪械本就简陋，对抗日军的重炮和装甲车几乎无力招架，巷战中，几十名警员相继阵亡，黄显声几次下令撤退，但仍有不少人坚持留守。 到天亮时，警察队伍剩下不足三百人，他不得不下令突围，向辽西方向撤离，到了锦州后，黄显声将幸存的警察整编，吸纳沿途散兵和民间自卫队，重新组成一支队伍，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 他用从沈阳带出来的枪支武装这些人，还动员地方铁匠为部队修理武器，他知道这支队伍的未来不明，但至少要给东北人留一口气，他派人分发枪支到辽东各地，把武装散在山岭和村庄中。 次年春天，义勇军在热河一带发动多次袭扰战，日军报告中写到，这支部队行动灵活，难以追踪，士气高涨，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幽灵。 黄显声拿到缴获的军官日记，读了一遍，笑着对身边的参谋说：“这说明我们打得还不赖。”这些战斗并没有扭转整个战局，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矛盾、政府对抗战的犹豫，让黄显声的努力显得孤立无援。 他曾三次请求补给未果，不得不依靠地方百姓接济，他后来慢慢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希望通过合作来继续抗战，1936年，他在秘密宣誓中加入共产党，从此认定了这条道路。 1938年，黄显声在武汉被捕，被国民党以“通共”之名关进白公馆，他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 有人传说他已被杀害，尸体丢入长江，其实他仍活着，在监狱中教人识字、传递情报，直到1949年11月27日，重庆即将解放前夕，被特务秘密杀害，终年53岁。 几十年后，沈阳一处工地出土一批锈迹斑斑的老枪，上面刻着黄显声当年签发的编号，这批枪原本应在撤退中被烧毁，后来才知道，是他偷偷埋藏的。 他曾说过，如果沈阳还会反攻，这些枪还会派上用场，他没等到那一天，但枪还在，这，就是他留给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