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志愿军军长回村种地不予授衔，朱老总大怒，不能没他，在经过多轮评定之后，由总干部部拟定的授衔名单新鲜出炉。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5年，秋意渐浓，北京怀仁堂内外一片庄重肃穆，国家的第一次大规模军衔授予正循序推进，名单一页页翻过，记录着共和国成立以来无数将帅的战功与荣誉，但就在这份即将定稿的名单中，一个名字的缺席，悄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并不是一般的疏漏，被遗漏的那人，叫肖新槐，此时此刻，他正远在湖南宜章的乡间农田里，赤脚站在水稻泥浆中，低头插秧，满身是汗，他早已脱下军装，回归平凡人的生活，甚至连组织安排的疗养待遇都谢绝了，他不在意那些头衔，也从未主动提起过自己的军旅生涯，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个老实巴交的退伍军人，谁能想到，他曾在战火中走出，用血肉筑起一道道防线。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这个湖南出身的老兵，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起义，后来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却很快在战斗中显露出非凡的胆识与韧性，从班长一路升到军长，他几乎将所有关键战役都打了个遍，在中央苏区，他曾在敌军围攻下坚守阵地，被上级点名表扬；长征途中，他带领部队完成了极为艰难的掩护任务，几次险些牺牲；抗战时期，他把游击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曾在一次战斗中击退敌军数百人，还缴获了不少装备，连敌人的一架飞机都没能逃脱。 解放战争爆发后，他的部队在华北战场屡建奇功，在一次关键会战中，他带队坚守阵地数日，顶住敌人七轮进攻，最终反守为攻，打出了威风，也赢得了将士们的敬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为首批入朝作战的高级将领之一，率领66军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严酷环境中，他的部队屡次完成艰难任务，特别是在一次防守战中，面对敌军持续数周的强攻，他们凭借有限的武器装备死守阵地，最终胜出，彭德怀曾在战后总结时称这支部队为“最能打的”。 战争留下的并不只是勋章和赞誉，还有沉重的身体代价，长年的征战使他积劳成疾，在朝鲜战场的一次指挥中，他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回国内治疗，1952年，他主动申请退出现役，回到故乡，开始了务农生活，他没要干部待遇，也不愿接受特殊照顾，他住在老屋里，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靠着种田和微薄的补助度日，偶尔有人来看望，他总是一笑了之，从不诉说过往，墙上挂着一个自己用弹壳做的沙盘模型，那是他亲手复刻的朝鲜战场地形。 正因如此，当评衔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时，引起了高层的强烈反应，不少人清楚他的贡献，也知道他并没有主动争取军衔，但对那些了解他军旅生涯的人来说，这种“因为退役就不授衔”的处理方式，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怎能因身体抱恙、脱下军装，就被轻描淡写地从名单中划去？更何况，他的战功摆在那里，无法抹去。 于是，评审过程重新开始，一支调查小组前往湖南实地了解情况，他们找到肖新槐时，他正在田里干活，满手泥污，衣服上还沾着稻草灰，面对来人，他只是轻声说自己不过是个种地的老百姓，比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自己已经算幸运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满，甚至没有问一句“为什么我会被漏掉”。 调查结果很快送交中央，决策层迅速作出调整，最终，肖新槐被特批授予中将军衔，成为极少数转业后仍获此待遇的将领之一，那年冬天，通知书送到他手上，他接过厚厚的文件，神情沉静，像是收到了一个迟来的问候，他没有参加授衔仪式，也没有前往城市疗养，而是继续留在村里，过着原本的生活，只是那天晚上，他把那套崭新的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家中那只旧木箱，他对村民说，自己当了一辈子兵，现在只是换了个岗位，还是为人民干活。 后来，村里修水渠，他带头出力，一身泥水地站在工地上，和年轻人一起推土、搬石、打桩，有人劝他歇歇，他摆摆手，说自己还能干，渠修成那天，他穿着那件有将星的中山装，站在渠边，舀了一捧水喝下去，说这水甜得很，他没有告诉大家，这身衣服，是他几十年军功的见证。 直到1980年，肖新槐因病去世，他留下的遗产不多，几件旧衣，几本书，一把老式手枪，还有一个打了补丁的水壶，他生前攒下的钱，被他分成两份，一半交回组织当党费，另一半捐给了家乡修路，他没有给自己留下墓志铭，也没有留下任何对荣誉的要求，他的家人说，他一生最在意的，不是头衔，而是能不能做个干净利落的人。 信息来源：解放军报《寻访开国中将肖新槐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