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严凤英趁着丈夫熟睡，来到床头柜前，将事先准备好的100片安眠药吞下，第二天一早，丈夫看到严凤英留下的遗书，马上叫了救护车，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群反动派，他们不顾劝阻，用斧头将尸体已经冰凉的严凤英开膛破肚，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严凤英这三个字，对老一辈人来说，是绕梁三日的黄梅调，是《天仙配》里那个巧笑倩兮的七仙女。但对我们来说，她的故事，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光辉与疯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安徽，严凤英，本名严鸿六，就是个爱唱山歌的农村小丫头。那时候的黄梅戏，还只是田间地头的“采茶调”，上不了大台面。 但严凤英就是有那天赋，嗓子亮，悟性高。可在那时，“戏子”是个下九流的行当，家族里觉得丢人，甚至要按族规把她沉塘。 为了活命，也为了唱戏，她只能连夜逃亡，这一年，她才15岁。 从安庆到南京，在灯红酒绿的舞厅里，她用黄梅调谋生。也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也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甘律之。甘家是懂戏的，觉得这姑娘是块璞玉，资助她，教她京昆的身段和唱腔。 她把京剧的细腻、昆曲的典雅，都揉进了原本质朴的黄梅调里。等她重回安庆舞台时，一开嗓就惊艳了四方。她的唱腔，后来被称为“严派”，甜润婉转，有种说不出的韵味。 1955年，一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横空出世。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流量明星，但“七仙女”严凤英火遍了全中国。电影票一毛五一张，据说从公映到1958年，光是大陆观众就达到了一亿四千万人次。 《女驸马》里女扮男装的冯素贞，《牛郎织女》里情深意重的织女……严凤英用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硬是凭一己之力，把黄梅戏这个地方小剧种，推上了与京剧、越剧等并列的全国五大剧种的宝座。 周总理说她是“黄梅戏的梅兰芳”，毛主席称赞她是“党的好儿女”。那时候的她，风光无限，是人民的艺术家，是时代的宠儿。 在事业的巅峰，她也遇到了懂她的爱情。她的第二任丈夫，导演王冠亚。两人因戏结缘，王冠亚不计较她的过去，支持她的事业，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那段日子，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安稳幸福的时光。 但你懂的，人生如戏，世事无常。好日子没过几年，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来了。 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人民的艺术家”被打成了“文艺黑线人物”，“七仙女”成了“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更荒唐的指控是，说她是“潜伏的美蒋特务”。 有人说她演的戏都是才子佳人，毒害青少年；有人翻出她当年在南京舞厅唱过歌的旧事，说她早就被国民党发展成了特务。 游街、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材料，成了她的日常。 她不明白，自己一个唱戏的，一辈子热爱党，热爱国家，怎么就成了敌人？她性格刚烈，骨子里还是那个敢于反抗家族的倔强丫头，她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可越是反抗，折磨越是变本加厉。 1968年4月7日晚，在又一次被逼迫交代“罪行”后，她彻底绝望了。她回到家，看着熟睡的丈夫和孩子，内心该是何等的凄凉与不舍。她在留给丈夫王冠亚的遗书里写道：“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 写下这句话时，她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用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她低估了那个时代的疯狂。 当王冠亚发现妻子冰冷的身体，疯了一样求人救命时，等来的不是医生，而是一群所谓的“革命派”。他们不相信她是自杀，非说她是畏罪自杀，肚子里肯定藏着国民党的发报机和密信。 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军代表，竟然拿着一把斧头，对严凤英的遗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现场解剖”。 他们划开胸膛，切开肚子，翻找所谓的“罪证”。 结果呢？除了胃里残留的安眠药，什么都没有。 一个为美奉献了一生的人，在生命的终点，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能保住。这不仅是对严凤英个人的谋杀，更是对艺术、对美、对人性的公开凌辱。这个场景，成了那个荒诞年代一道血淋淋的伤疤。 她的丈夫王冠亚，在她死后顶着巨大压力，守护着她的骨灰十几年，最终在1985年，亲自导演了电视剧《严凤英》，把妻子的故事搬上荧幕，为她正名。她的学生们，像马兰等艺术家，继承了“严派”的衣钵，让黄梅戏继续传唱。 今天，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依旧在排演着经典的剧目，而“严凤英”这个名字，是所有黄梅戏人心中的一座丰碑。她的故居也成了纪念馆，不断有人前去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