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的一个清晨，孙玉国踏上了回乡的列车，远离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踏入了久违的辽宁故乡。他的脸上没有了军装的严肃，只剩下一种淡淡的怀旧。 孙玉国出身丹东一个靠天吃饭的家庭，五岁没了父亲，是个典型的“穷苦孩子早当家”。小时候家里揭不开锅，全靠母亲省吃俭用，把兄弟几个一个个拉扯大。他是最小的，脾气也最倔。那时候家乡刚解放，能上学就是件大事。他硬是读完了初中，后来进了沈阳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 1950年代的年轻人，有点热血的都想穿上那身绿军装。他也不例外。1961年，他顺利参了军，一开始是在公安总队，后来调到边防部队。没几年，就被派到了黑龙江省最东端的虎饶边防站。那地方是真冷，冷得晚上睡觉水壶都冻成冰。但他硬是扛下来了，还把每次巡逻的路线都记得清清楚楚，画成了地图。 他干活利索，人也正派，很快就被提拔成副政治指导员、站长。珍宝岛冲突爆发前，他刚办完婚礼，顾不上新婚燕尔，扭头就回到了边防哨所。那个年代，婚礼上桌还没收拾干净，部队电话一来，说走就得走。 1969年3月，苏军开始有组织地进入中国领土。他带的巡逻小队刚登岛，对方就开着装甲车过来了。一开始是骂阵，后来是真动手。他记得很清楚，有战士被打伤了，他一边让人把伤员撤下，一边死死压着心头那股火——上面有令，不能先开枪。 但到了3月2日那天，苏军带了七十多人过来，分几路包抄过来，明显是有备而来。他算了一下时间，估摸着对方就是想搞一场硬碰硬。他没有退，声音不大，却带着刺：“这是中国的地盘，马上滚。”话还没说完，对面就开火了，打死了六个战士。 那一刻，他没再犹豫，直接下令开火。岛上枪声连成一片，他指挥小队反包围，把绕到背后的苏军也一锅端了。一个小时，仗就打完了，苏军阵亡几十人，其中还包括那个常来挑衅的伊万上尉。 打完这仗，他的照片上了《人民画报》，身穿棉大衣，手里还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像刀锋一样。他成了英雄。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听珍宝岛战斗的报告。大会堂里，他上台发言，毛泽东两次站起来鼓掌，全场掌声雷动。 一年之内，他从连职直接破格提拔为团长，接着又是副司令员，33岁站上军队高层。换了别人，头可能早晕了。他倒没变，说话还是那么直，干活还是那么拼。 但风向，永远不是一个人能控制的。 1974年，他奉命到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按他的想法，是想读点马列原著，补补短板，毕竟过去常年待在边防，很多“理论上的事”听得不多。可北京不是边防，那里是政治的风口。 王洪文很快找他谈话，要他在读书班里带头搞“批林批孔”。当时王的身份特殊，毛主席身边的“红人”，他不敢不听。他是军人，习惯了服从命令。读书班变成了批斗会，他带队去了总参开会，带头喊口号，带头表态，还转达了王洪文的“内部讲话”。 几年后，“四人帮”倒台。他的麻烦也来了。 1977年，他被停职审查，摘掉军衔、摘掉职务。审查的材料一摞摞地来，问题一个个地查。他没躲，不狡辩，也没哭。他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我确实传达了上级指示，但我不是主谋，我是个兵。” 他自己写材料，白纸黑字交待得明明白白。到1982年，组织作出结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转业处理。 有人说他叛逃了，有人说他自杀了，还有人说他在九大发言完从左边下台，是想走到主席台左侧去投靠江青。这些他都听说过，但他没回应，最多是摇摇头，说句：“爱说就让他们说吧。” 1982年，他到了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个军工厂，任副厂长。和当年在大会堂风光无限的将军相比，他像换了一个人。没人再提珍宝岛，也没人再叫他副司令。他从头干起，跑车间、记流程、看账本、学管理。 厂里效益不好，工资发不下来，他自己去外地跑项目。有一回他从外地谈合作回来，坐的绿皮火车，住的是几块钱一晚的小旅馆，吃的是火车站对面小摊上的炒面。他开玩笑说：“这点苦，比在珍宝岛挨炮弹轻多了。” 1988年，他调到3301军工厂，那是个快倒闭的厂。四千多人守着几条老旧的生产线，连个像样的订单都没有。他一来就砍掉冗员，重新划定流程，还找来高校帮忙做管理诊断。几年下来，厂子起死回生，不光工资能发了，年终还有奖金。 后来他被调去沈阳金城电子大厦，做副总经理。他从没接触过外贸，但硬是自己学，把英文技术资料翻来覆去啃。他负责的正是对苏联的易货贸易。那些年，靠他主导的贸易，每年给国家上缴利润能超千万元。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年他跟苏联人谈判，对面坐着的，有时候就是当年在珍宝岛对峙的“后辈”。有一回，对面一位俄罗斯人悄悄说：“我爷爷当年就在乌苏里江当兵。” 孙玉国笑了，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说：“咱们现在谈生意，不谈仗。” 1998年，他到了退休年纪。沈阳军区特批，他的档案留在军队，按副师级转业待遇。那年冬天，他一个人回了趟珍宝岛，站在烈士墓前，望着对岸，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一块地，我百年之后，要跟战友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