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革命烈士高捷成从百川钱庄带走了两万银圆，随着红军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走后，钱庄的人很快找上家门，逼家人代还债务。
那年4月，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高捷成握笔的手指微微颤抖。离家六年后，他终于给漳州的宗叔高开国写下第一封信，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
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墨迹未干的承诺背后，藏着一位红色银行家与一个家族跨越战火的生死契约。
话说在漳州古城百川银庄的柜台前，二十三岁的出纳高捷成指尖划过账簿，悄然将22500银元记入特殊支出。
还记得那是在1930年，闽南游击队在枪弹匮乏中苦苦支撑。
当堂弟告知游击队买米钱都凑不齐时，他果断挪用银庄巨款购下十四间房产，待市价上涨后抛售，将全部收益换成粮食弹药送往密林深处。
然而账目漏洞终究暴露。高开国攥着账本冲到高家宅院时，高捷成早已消失无踪。
于是这债务就落到他家，这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1932年4月，主席率红军攻克漳州，这个精通经济的年轻人正穿梭于商会与商铺之间，四十天为红军筹得百万银元。
当红军撤离漳州的号角吹响，他仅留给产后虚弱的妻子蔡宝一张字条，此去或成永别，但救国才能顾家！
而瑞金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土屋里，油灯彻夜不熄。高捷成伏案设计的会计制度正掀起红色经济的革命，凭证三联单、复式记账法、统一账簿格式。
这些诞生于草纸上的规则，终结了红军一袋银元换一筐红薯的混乱。
泽民拍着他肩头感慨，你这厦门大学辍学生，胜过十个洋专家！
在1934年深秋，战略转移的军令骤至。高捷成将银行账册捆进背囊踏上长征路，过草地时饿得啃皮带，却把最后半块青稞饼让给伤员。
雪山上寒风刺骨，他解开棉袄裹住油印机，生怕浸湿了边区货币模板。背囊里沉甸甸的，不仅是账簿工具，更是一个新生政权对经济主权的执着。
到了1939年10月，太行山黎城县小寨村响起凿石声。高捷成带人将废弃羊圈改造成印钞厂，山洞里架起四台石印机。
而日军扫荡的枪炮声近在咫尺，印钞员们牵着驮设备的骡马转战深谷。
一次转移途中遭遇伏击，高捷成扑在油墨箱上，子弹擦过后背撕开血口，他嘶吼着，保住印钞版，比保命要紧！
当冀南钞票在烽火中流通开来，百姓发现这种粗麻纸印的货币竟能兑盐换布，日伪的联合票迅速贬值。
于是日军悬赏十万大洋买银行行长人头，特务却连张模糊照片都找不到，高捷成常年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衫，混在运粮队里查访市价，老乡只当他是记账先生。
就在1943年5月14日拂晓，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腾起黑烟。
日军突袭的消息传来时，高捷成立刻指挥销毁文件。
警卫员拽他往地道撤，他却返身冲向村口，印钞厂新到的德国造切纸机还暴露在打谷场！
当子弹穿透腰部的那一刻，他正用力推倒切纸机掩进草垛。
电话员周正云背起他往山上跑，鲜血浸透两人的衣衫。
放下！高捷成扯出贴身文件袋塞进周正云衣襟，带密电码走！反手一推将他摔进灌木丛。
当刺刀逼近，他最后望了一眼南方，那里有六年未见的妻儿，有他承诺要还的债。
漳州老宅的堂屋里，高蔡宝摩挲着1937年那封家书，纸页已磨出毛边。十七年来，她变卖陪嫁首饰，熬夜糊火柴盒，手指皴裂得缠满布条。
鞭炮厂公公临终前攥着她的手，捷成的债，高家认到底！
直到1949年深秋，当最后一枚银元交还百川银庄，漳州解放的鞭炮声震天响起。
同日，内务部长谢觉哉推开高家大门，蔡宝同志，捷成同志是金融战线的左权啊！
女人怔怔望着烈士证书，突然冲向屋后龙眼树，当年丈夫离家前埋下的空钱罐终于挖出，里面塞着张发黄字条，以国为家，债在民心。
高捷成创办的冀南银行于1948年与其他解放区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
其长孙高庆麟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分行职员，办公室墙上挂着祖父唯一遗照，身穿补丁制服的书生，眼底映着山河。
那两万银元的债务，早已化作共和国金融血脉中最赤诚的基因。
他们一家人都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敬佩，铭记的人，要是没有他们或许又是另一个结果，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