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苍溪，50多岁保洁大妈趁着中午休息，单位里人少，带着66岁的情人在休息室发生关系，结果悲剧了，完事后情人照常上班，可大妈在休息室内昏倒，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给出的死因为脑血管畸形破裂导致脑出血。事发后，大妈的家属将对方以及工作单位告上法庭，索赔90万元，法院这么判了！ 休息室里的夏天 四川苍溪的七月，太阳把柏油路晒得软塌塌的。县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消毒水味混着热浪，闷得人发慌。53岁的保洁员张兰英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把最后一袋垃圾扔进推车。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二点半，同事们都去食堂吃饭了，整栋楼静悄悄的，只有空调外机嗡嗡作响。 她从裤兜里摸出老年机，按了个号码。“老刘，你到了没？”声音压得低，眼睛瞟着走廊尽头。 “到后门了，你快来接我。”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喘。 张兰英推着清洁车往后门走，塑料拖鞋在瓷砖地上蹭出“沙沙”声。66岁的刘德才背着手站在树荫下，穿件的确良白衬衫，领口别着支钢笔——那是他退休前在中学当门卫的习惯。“给你带了冰糕。”他从布兜里掏出根绿豆沙，纸皮都快化了。 “快进去吧，等会儿有人了。”张兰英拉着他往清洁工休息室走。这间屋不到五平米，堆着拖把和消毒液，靠窗摆着张折叠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 “你家老王没怀疑？”刘德才坐下，把冰糕递给她。 “他天天在工地忙，哪顾得上我。”张兰英剥开纸，咬了口冰糕，凉气顺着喉咙往下钻，“孩子们也不在身边，自在。” 两人是在菜市场认识的。刘德才老伴走得早，张兰英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一来二去就熟了。在这间闷热的休息室里，他们才有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 “下午三点我得去给孙子做饭，得早点走。”刘德才看了看表。 张兰英没说话，只是把窗帘拉得更严实了。吊扇摇摇晃晃转着，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模糊的画。 一个小时后，刘德才系着衬衫扣子往外走：“我先走了，你锁好门。” 张兰英躺在床上，脸颊泛着红：“路上慢点。”她看着刘德才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听见走廊里传来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不知过了多久，张兰英突然觉得头疼得像要炸开，眼前黑一阵白一阵。她想喊人，却发不出声音，手脚软得像面条，顺着床沿滑到了地上。冰凉的瓷砖贴着脸颊，她最后看到的，是天花板上转得越来越慢的吊扇。 下午两点，同事李姐来拿清洁工具，推开门就尖叫起来。张兰英躺在地上，嘴角挂着白沫，眼睛半睁着。 急救室的灯亮了三个小时，最后医生摘下口罩，对匆匆赶来的张兰英丈夫王建军摇了摇头：“脑血管畸形破裂，送来太晚了。” 王建军蹲在走廊里，手里攥着张兰英皱巴巴的工牌，指节捏得发白。他从老家工地赶回来的路上，心里还盘算着晚上给她带两斤她爱吃的枇杷。 警察调监控时，刘德才的身影出现在画面里。问话那天，老头手抖得连茶杯都端不住：“我走的时候她还好好的……真的……” “好好的能死在休息室？”王建军的儿子王强红着眼冲过来，被警察拦住，“我妈跟你在屋里干啥了？” 刘德才的脸瞬间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没过多久，王建军把刘德才和县医院告上了法庭，索赔90万。“他勾引我老婆，医院管理不严，都得负责！”法庭上，这个常年在外打工的男人声音嘶哑，怀里揣着张兰英的遗像，相框边缘都磨掉漆了。 刘德才的律师辩解说：“脑血管畸形是突发疾病，和性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我当事人离开时并不知情，不存在过错。” 医院的律师也拿出规章制度：“休息室是员工私人活动区域，午休时间无法实时监管，我们尽到了管理义务。” 王强拿出母亲的体检报告：“我妈每年体检都好好的，怎么跟他在一起就出事了？”他指着刘德才，“肯定是他害的！” 刘德才突然哭了，抹着眼睛：“我对不起她……可我真不是故意的……” 法官看着卷宗里的证据，又看了看庭下哭红眼睛的两家人，沉默了很久。 最终判决下来：刘德才与张兰英的行为虽违背公序良俗，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医院对员工私人行为没有监管义务。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王建军拿着判决书，在医院门口坐了一下午。秋老虎还在发威，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年轻时，张兰英总说想去县城公园跳广场舞，他总说“等我挣够钱就陪你去”。如今钱还没挣够，人却没了。 刘德才没过多久就搬离了县城，听说走的时候，只带走了那件别着钢笔的白衬衫。医院的清洁工休息室换了新锁，钥匙由护士长统一保管，午休时总会锁门。 王强收拾母亲遗物时，在床板下发现个铁盒子，里面有张纸条，是张兰英的字迹：“等老王不打工了，就去跳广场舞。”旁边压着张县城公园的门票，日期是五年前的。 夏天过去的时候，王建军带着妻子的骨灰回了老家。下葬那天，他把那张门票和纸条一起烧了。火苗舔着纸页，像在舔舐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 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没有弥补的机会。就像那个闷热的午后，休息室里的吊扇转着转着，就把两个人生，都吹向了无法回头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