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一男知青为了回城，抛弃了农村妻子。分别时，妻子哀求地说：“带着我吧！”男知青却头也不回的走了。没想到，留给自己的却是终身悔恨…… 1978年冬天，那年头，对全国近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味道。政策的松动，就像在紧锁的大门上开了一条缝，所有人都拼了命想从那条缝里挤回城里去。 白晓峰就是这人潮里的一个。他是个上海小伙，初中一毕业就卷着铺盖到了安徽北部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五年啊，把一个细皮嫩肉的城里娃，硬生生磨成了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手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心里的苦，只有天上的月亮知道。 在最苦的日子里，一束光照了进来。这束光，叫李云。 李云是村里的姑娘，不识几个字，但心眼好得能掐出水来。她看白晓峰一个外乡人吃不饱穿不暖，就悄悄从家里拿窝头塞给他；看他衣服被田里的活儿磨破了，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给他缝补。白晓峰病了，是李云端汤喂药，守在床头。 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来二去，俩人好上了。没彩礼，没酒席，就在那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贴了张红双喜，李云就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了他。她笑着说：“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 那段日子，苦是真的苦，但甜也是真的甜。白晓峰到现在都记得，夏天晚上，李云一边给他扇扇子赶蚊子，一边小声哼着不成调的歌谣。冬天，他从外面回来，脚冻得跟冰坨子似的，李云二话不说就揣进自己怀里给捂热。 可人心啊，最怕的就是比较和动摇。 当回城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过每个知青点时，白晓峰的心彻底乱了。上海的繁华，父母的期盼，工人的身份……这些东西像魔咒一样，日夜在他脑子里盘旋。 他知道，带李云回上海，几乎不可能。没户口，没工作，没房子，一个农村媳，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只会被人戳脊梁骨。他挣扎了很久，最后，那颗想回城的心，还是压倒了一切。 1978年那个刮着刀子般寒风的冬天，在皖北村口的土路上，李云跪在地上，拽着他的裤腿，眼泪混着尘土，哀求着：“带着我吧！” 白晓峰没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他挣开她的手，背着行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他以为自己奔向的是光明的未来，却没想到，这一转身，给自己留下的，是终身的悔恨。 回到上海的白晓峰，并没有立刻过上想象中的好日子。先是在街道工厂打杂，后来托关系进了厂，当学徒。住集体宿舍，吃大锅饭，日子过得紧巴巴。 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一听他在农村结过婚，对方立马摇头。这成了他心里一个不敢触碰的疤。几年后，他娶了厂医的女儿，对方不嫌弃他过去，条件是，跟农村那边必须断得一干二净。 他做到了。他再也没回过皖北，甚至不敢去打听李云的消息。 日子一天天过，他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有了自己的房子，女儿也考上了大学。在外人看来，他是个成功回城，并且在城市扎下根的“幸运儿”。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有一块永远地留在了那个皖北的村庄，空落落的，怎么也填不满。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做梦，梦见李云在田埂上对他笑，梦见她塞到他手里的热鸡蛋，梦见她跪在村口那双绝望的眼睛。每一次，他都从梦里惊醒，然后一身冷汗，再也睡不着。 老伴儿总说他睡觉爱叹气，问他是不是心里有事，他只能含糊过去。他把那段记忆，连同李云给他缝的布鞋，一起锁在了一个铁箱子的最底层，以为这样就能锁住过去。 2000年，退休后的白晓峰，终于鼓起勇气，踏上了回皖北的路。 村子变了，土路修成了水泥路，土坯房也大多翻盖成了砖瓦房。他凭着记忆找到李云的家，推开门，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在院子里喂鸡。 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凝固了。李云愣了半天，才认出他。她没哭也没闹，只是默默地给他倒了碗水，然后指着墙上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平静地说：“我收养的女儿，嫁人了。” 白晓峰的目光，落在桌上一个旧相框上。相框里，是他年轻时穿着知青服的照片，相片的边角，已经被摩挲得发白、卷边。 那一刻，这个在上海“混出头”的男人，再也绷不住了。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哆哆嗦嗦地想塞给李云。李云却摆摆手推开了，淡淡地说：“我过得挺好，不缺钱。” 临走时，李云送他到村口，还是当年那个地方。她轻声问了一句，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他：“当年，你咋就没回头看一眼呢？” 白晓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在曾经分别的地方，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泣不成声。 因为在当时，回城，几乎是唯一的出路。那张薄薄的户口纸，背后是工作、是前途、是和家人团聚的希望，是能改变一生的机会。这种诱惑，太巨大了。 白晓峰用半生的悔恨，得到了一个惨痛的答案。他追逐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回了城，有了体面的工作和家庭。可他丢掉的，是再多金钱和地位也换不回来的东西——一个女人的青春、爱情和一生的等待，以及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