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判决全文逐字看了，尤其是三份重要文件：手写指令、宗老和宗馥莉的委托书、宗馥莉与同父异母的三个美国弟妹（以下简称3J）的协议反复看了几遍。
《手写指示》，有签字，但在诉讼过程中宗馥莉说不知情，且“真实性”“有效性”存疑，加个日期，就基本符合遗嘱形式要件，但偏偏没有。
其他两份文件也很简单，《委托书》4条，《协议》10条，上百亿人民币的事就这样安排了，那些语焉不详的每一个漏洞都像是埋下的雷。
为杜建英的三个孩子设立信托的责任居然只以一纸委托书，委托给了与3J有利益冲突的长女，并以设立人也就是信托资产交付者和协议签署主导者的身份参与。
在香港高法的判词中，宗馥莉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的不作为以致信托没有设立，而是认为原告过于性急，很多条款还没有达成共识。
的确，要设立信托，谁是受益人，把什么资产放进去固然重要，“怎么分”，当事人权利怎么行使却是更实际和关键的，比如，宗馥莉就要求担任为受益人服务的信托保护人，这也是我们平时帮客户设立信托时需要反复打磨的部分，如果让有利益冲突的两方去讨论“怎么分”，这个题目可真够考验的。
宗馥莉与3J在去年3月的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还约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由宗馥莉设立一个过渡功能信托，其作为唯一股东和董事的建昊公司作为受托人，也就是PTC模式，当然彼时建昊的资产在衡平法下的所有权不再属于宗馥莉，受托人必须为了受益人履行受信义务；第二步，信托过渡到专业受托人阶段，宗馥莉退出管理，由三个孩子选择合适的人来管理，宗馥莉曾在信托草稿中希望把自己的后代加进受益人的范围。
这一方案有可能是因为账户资金未到21亿美元，因为协议显示“初始信托资产完整交付后，甲方解除其责任”，而在协议第四条初始资产被认定为21亿美金，但是这一过渡安排无疑提高了资产处置及信托设立期间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宗馥莉的主动权。
果然，她现在的说法是我尊重父亲，同意21亿美元做信托，但在香港高法判词第32条中法官的描述是：“Kelly进一步主张每人7亿美元的数字仅仅是一个愿景，而且无论如何，她不认可《手写指示》的有效性。因此，原告坚持要向每个离岸信托注入7亿美元现金的要求是不切实际且难以实现的。“也就是21亿我认，再补3亿？我没有。没21亿，我就不动，你们也不要现在说21亿就是自己的，想打官司吗？来我的主场——-杭州。
按照《协议》，3J已经在前期配合她完成了“遗产继承、分割、分配等相关环节的相关手续”。作为“对价”，宗馥莉应履行《协议》为他们设立信托。然而，3J履行了承诺后却发现，宗馥莉不仅没有把信托设立好，反而还在划拨账户，对“原告一方的家庭怀有严重敌意，并一直与原告一方的家庭系统地争夺对家庭资产的控制权，包括娃哈哈旗下的10家工厂公司”（见判决书第26条）。
架构和工具很简单，但所有的底色都是算计和人性。
主战场其实是杭州，香港法官的判词一直强调对杭州法院的司法礼让和不干扰。
此时，轻言某一方胜败还尚早，但是败落恐怕早已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