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5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66岁担任上海市市长，儿子是中将 “1981年仲夏的一个傍晚，汪道涵笑着对身边的秘书说：‘我这把年纪，还能给上海再添把火，你信不？’”这句玩笑话后来被不少老同事反复提起。因为那一年，他刚满六十六岁，即将出任上海市市长。谁也没想到，这位从皖南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老兵，会在改革开放的风口，再次成为弄潮人。 1915年冬，安徽嘉山一户普普通通的书香门第诞下一子。父亲汪雨相信奉“革命无岁月”，同盟会早期的血与火烙在家风之中。少年汪道涵耳濡目染，对家国大义早早动了真情。那时的安徽贫穷又动荡，一个乡村孩子想走出去并不容易，他靠的是勤工俭学和一股较劲的韧劲。 1932年，沪上正喧嚣。交通大学机械系新生汪道涵第一次走进木结构的大礼堂，一股现代工业的味道扑面而来。他兴奋得睡不着觉，却在同年年底被捕——罪名是“过度热心于学生运动”。三个月铁窗生活没有把他吓退，反倒让他彻底站到革命一边。翌年春天，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一锤定音。 抗日烽火拉开。汪道涵被派往苏南，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说是“团长”，实际上常常是背着药包、扛着大米穿梭于密林和稻田。敌机低空扫射时，他干脆趴在田埂上，手指紧紧掐住泥土，“要活就要硬”是他那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凭着这股硬劲，他辗转担任县长、行署副主任，硬是在缺医少药的困境中撑起后方。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夜，淮风夜雨。汪道涵接到命令火速南下杭州。新旧政权交替往往最乱，他却脚步不乱。对地痞恶霸，他一句“秋后必须算账”；对无辜市民，他又一句“要吃饭，要安全，我都记在心里”。后来当地干部回忆，这位穿旧军装的县长当着一群土豪劣绅，把算盘噼里啪啦摔在桌上，对方吓得噤声。铁腕之下，杭州局面迅速稳定，为华东后续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工业骨干。汪道涵被调进北京，1952年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那时候“机械”二字听着笼统，实则涵盖兵工、重工、机床等诸多领域，几乎与国家安全画等号。工厂遍布全国，从哈尔滨到重庆，坐火车三天三夜是常态。有人问他累不累，他回一句“机器一停，我就更累”。 1960年代风云突变，他因历史问题被指责。组织生活没了，岗位没了，但书桌上那本厚厚的《制造技术基础》一直摆着。他说人可以被误解，机器原理不会。十余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老工业专家又被请出“冷宫”。重返岗位的那天，他淡淡一句，“零部件还在，我也还在。” 1980年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让65岁的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有人担心他的年龄，也有人羡慕他的资历。上海那时的问题复杂：财政紧张、基础设施老旧、对外窗口急需升级。一年后，他再披挂，兼任市长。一周七天，常常五天在外跑项目，两天回市府批文件。外资代表形容他“讲话像机器枪”。几句话，对方明白利弊；几条线，项目勾勒出落地路径。 要抓经济，先抓交通。他亲自跑部委，拿到资金审批，快速启动延安高架一期。工地条件差，混凝土供应不稳，他夜里打电话给生产厂家，“今晚给我凑足600吨，明天绝不误工。”语气不算客气，但第二天清晨，水泥真的到了。高架通车后，市民惊呼“车流不堵了”，上海的时速这才配得上国际大都市的模样。 与此同时，他对老百姓的冷暖相当较真。一次下社区调研，见到独居老人屋顶漏雨，他抬头看了看，转身直接拍板：“给我算账，三天之内，瓦片全部更换。”干部问钱从哪里出，他挥手道，“民生账必须先付”。这份坚持让基层干部心里有底：老书记靠得住。 不过，在汪道涵的履历里，对台工作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章。早在1985年，他就提出“学术先行、经济接轨”的设想，并推动成立上海市台湾研究会。选址在市图书馆旧楼，会议室只有几十平米，他却说“把海峡装下不难，关键是脑袋里要通”。这句半玩笑的话，后来被不少媒体引用。 1991年，海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外界普遍关注两岸是否能坐到一张桌子上。汪道涵提出“务实协商、积小胜为大胜”，八项主张基本盘点：司法互助、航运直航、投资保障、人员往来……条条切中症结。台湾方面也感到：这位白发苍苍的对手，功底深，看问题准。 1993年4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出发前夜，他只睡了三小时。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份文件，他扫一眼就指出两处数字不符：“麻烦修改，这里挂不得丝毫误差。”会议桌上，他态度坚决又不失风度，现场一句“坐下来就是缘分”，留够了分寸，也拉近了距离。最终双方签署四项协议，历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事回忆，会谈结束后，他没有庆功，而是直飞香港，与当地学者座谈两岸经贸。“思路要抢在变化前面。”他喝着清茶，语气淡然，却已在谋划下一步。此刻，他七十八岁。 话说回来，“虎父”之名没有空落。汪道涵的长子汪致远另辟蹊径，走进了浩瀚军营。1960年代考入军事院校，主攻兵器系统工程，后来在总装备部科技委任要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