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曾说“批评莫言的人很多，看过他作品的很少，文学评论还是不要颐指气使的进行道德评判为好。”对于莫言的作品，争议最集中地体现于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针对这部作品的争议几乎呈现两种不同的声音。赞赏他的评论家认为其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进入到了一个新境界；而斥责这种变化的评论家则认为莫言此后的创作不如以前，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思想上，甚至是胡闹。 1995年春节，莫言开始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小说采用家族史的方式，波澜壮阔地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语言极具爆发力。莫言认为这是自己最为沉重、最为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由《大家》发表，在发表之初就遭受了“空前猛烈的袭击”，但是这部被猛烈攻击的《丰乳肥臀》获得了首届“大家文学奖”,奖金空前地达到十万元。这一奖项的肯定似乎是对之前批判之声的一种有力回应。徐怀中认为“《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象的巨流，是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书名似欠庄重，然作者刻意在追求一种喻意，因此在我看来不是不能接受的。” 莫言的文学世界，始终弥漫着一种野性而蓬勃的语言张力。他的言说方式常被形容为 “泥沙俱下”，于读者而言，这不仅是一场不加节制的词语轰炸，更是一次对常规语言逻辑的颠覆与重构。意象的大量涌现，互相矛盾的形容、反差极大的意象被强行并举，形成鲜明的对立，在这种矛盾与悖谬中，语句产生了极大的反讽张力，向读者传达出幽微复杂的感受。这并非简单的语言游戏，而是莫言小说中言语反讽的重要特色，是他洞察世界复杂性后，为文学表达找到的独特通道。 《红高粱》作为莫言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不仅以其宏大的叙事和炽热的情感震撼了文坛，更开启了悖谬语言的先例，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语言活力。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开篇那段广为人知的、描述高密东北乡的文字：“无疑，高密东北乡是这个世界上最丑陋最美丽、最世俗最超凡、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可能同时具备美与丑、雅与俗、正与邪这些互相对立的特质，这是朴素的辩证思维所能理解的范畴。但莫言的独特与精妙就在于，他将这种并置与对立构成的反讽推向了极端，让文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 当一个事物的某些特性涵盖了两个极端，那无疑它的内涵是极为复杂的。“最” 意味着无与伦比，意味着独一无二，是程度上的顶点。莫言却将许多个 “最” 统一到 “高密东北乡” 这一概念中来，这种看似矛盾的叠加，非但没有让文本显得混乱，反而拓展了文本的内涵空间。高密东北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成了一个承载着人性百态、世间万象的精神容器。这种描述让高密东北乡的意蕴变得越发深厚，让读者对这片土地的想象越发丰富。 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极致的对立并置是否过于刻意，是否违背了语言的常规逻辑。但莫言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他深谙语言的弹性与韧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习惯于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事物，用非此即彼的思维去看待世界，而莫言却用这种极端的反讽，打破了我们的认知惯性，迫使我们去直面世界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高密东北乡的 “最丑陋” 与 “最美丽” 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就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土匪的野蛮与英雄的豪情交织，爱情的炽热与死亡的残酷并存，正是这种矛盾的碰撞，才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生命的质感。 《红高粱》中的这种悖谬语言，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贯穿于莫言后续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在《红蝗》中，这种语言特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深化。世界被概括为互相对立的多组意象，每一组意象都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作者在选取意象的时候有意抹去了中间色，只保留了两种极端的色彩，让这段不长的文字具备了一种强烈得让人几乎窒息的对比效果。词句之间的反差构成言语上的反讽，带来了强劲的阅读冲击力。 女戏剧家意图塑造的世界，其实就是食草家族的写照。在食草家族的语境中，这些色彩相对的意象被抹去了传统意义上的褒贬，平等地存在着。这并非莫言在混淆是非、模糊善恶，而是他在试图构建一个更为本真的世界图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被各种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所束缚，习惯性地对事物进行善恶美丑的划分。但在莫言所描绘的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回归到了最原始的状态，善与恶、美与丑、高贵与卑贱都只是事物的不同侧面，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完整而复杂的世界。 然而，这种手法也并非完美无缺。易于操作是它的优势，但也可能成为其弊端。如果作者过度依赖这种方式，就很容易陷入自我重复的泥潭。一旦重复次数过多，语言爆炸的强冲击力就会被大大削弱，再难实现尖锐的对比，反讽也就会落入窠臼。莫言在《红高粱》之后的作品中，确实很难再现 “最丑陋最美丽、最世俗最超凡” 的惊艳之感，这或许就是这种手法自身局限性的一种体现。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