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大爷的女儿和女婿婚后试管得子，不幸女儿早逝，大爷和老伴将外孙含辛茹苦抚养长大。不料，女婿再婚后，将外孙接走，平日随父，周末与大爷相聚。后因教育分歧，在女婿阻挠下，大爷再无法见到一手带大的外孙。后双方签下协议，约定大爷每月可探望外孙4小时，但协议成一纸空文。大爷心如刀绞，将女婿告上法庭。结果，法院判决亮了。 8月7日，闽南网报道了一起隔代探望权的纠纷案件，在法律空白的情况下，外祖父对外孙是否享有探望权成为难题。 2011年，王静（化名）与周峰（化名）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步入婚姻殿堂，但始终没能怀上孩子。 2017年，历经艰辛的试管技术，他们迎来了儿子小宇（化名），然而幸福时光短暂，2018年，病魔无情地带走了王静。 襁褓中的小宇，自此便由外公王建国（化名）和外婆李秀英（化名）含辛茹苦地照料，成为了两位老人晚年生活里唯一的光亮与寄托。 2021年9月，周峰重组家庭，在新的家庭格局下，小宇开始周一到周五与父亲及继母生活，周末则由外公外婆接回。 这脆弱的平衡在2024年初被打破，王建国夫妇对周峰在小宇教育上的方式产生强烈异议，沟通无果后，他们惊讶地发现，通往外孙世界的大门被骤然关闭，连见上一面都成了奢望。 同年7月，在多方沟通调解下，一份书面协议艰难达成，约定王建国夫妇享有探望权，每月最后一个周六下午4点，周峰需将小宇送至约定地点，交由两位老人，并于当晚8点接回。 然而，协议签订后，探望却一次也未能实现，那份承载着老人最后期盼的协议，在现实中形同废纸。 万般无奈之下，心力交瘁的王建国夫妇将周峰诉至法院，只为求得一个与血脉相连的外孙相见的机会。 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王建国夫妇的诉求，判决他们有权依照协议约定探望小宇，周峰负有协助义务，且探望时周峰可在场陪同。 周峰不服，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中，周峰的理由直指法律空白： 第一，周峰坚称我国《民法典》并未赋予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法定的“隔代探望权”。 第二，周峰认为协议约定的每月一次、每次4小时探望方式对小宇的身心健康存在“危害性”。 第三，周峰要求将探望改为每月仅一次、每次缩至2小时，地点必须由他指定，且必须征得刚满8周岁的小宇本人同意。 两位老人王建国夫妇尤为激动，悲愤陈情： 第一，小宇自出生起就由他们长期抚养照料，建立了无法割舍的深厚感情纽带。 第二，每月4小时的短暂探望根本不会干扰孩子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节奏。 第三，双方已就探望方式达成协议，周峰理应遵守。 …… 那么，二审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经审理，二审法院确认了以下关键事实： 其一，王静去世后，王建国夫妇作为外祖父母，确实承担了对年幼小宇的主要抚养责任，与小宇共同生活时间长，关系极为亲密、稳定。 其二，2024年7月签订的探望协议，是双方在特定情境下自愿协商达成的结果，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其三，探望中断源于双方教育理念的分歧，而非小宇本身不愿见外祖父母。 其四，诉讼发生时小宇刚满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认知和表达能力尚不足以完全独立、真实、全面、不受干扰地表达复杂意愿。 基于上述事实，法院认为： 《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这个条款是探望权最直接的法律渊源。 王建国夫妇不是小宇的父母，也不是法定的探望权适格主体，但探望权制度设置，是为了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目的，避免父爱或母爱缺失代理的情感空白。 但是，王建国夫妇不是普通的、情感疏离的外祖父母，他们在女儿去世后，实际承担了母亲的部分角色，与小宇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了稳固、深厚、不可替代的情感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对小宇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 小宇幼年丧母，是重大的人生创伤，允许其与外祖父母保持联系，能够使他持续感受到来自母系家族的关爱与支持，有助于弥补母爱缺失带来的情感空白，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完全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基于情感基础及法律原则，王建国夫妇对小宇享有探望权。 根据《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双方于2024年7月已就探望的具体时间、方式达成了明确的书面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在特定背景下，经过协商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严格予以执行。 周峰声称该探望方式对小宇有“危害性”，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这种每月4小时、在约定地点进行的探望，会对小宇的身心健康、学习生活造成实际的不利影响。 最终，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周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