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那一年有430万军人，总共获得56亿美元拨款，而台湾的军费是98亿美元，日本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海军方面大量老旧型号舰艇不得不超期服役，舰艇状态普遍不佳且失修严重。日本媒体公开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1985年春天，北京西山的空气还有些凉，军委扩大会议在那年5月悄悄召开，坐在台上的人神情都不太轻松。
改革开放已经推开七年，全国上下都在琢磨怎么把饭碗端稳、钱包鼓起来。
经济建设成了头等大事，军队这个庞然大物的财政支出，自然也就被挤到了次要位置。
那年，中央定下一个基调：军队要忍耐，要服从大局。话说得沉稳，背后的现实却异常尖锐——国家只能承担军费的六成，剩下的四成，军队得自己想办法。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军四百三十万人，国家只拨了56亿美元。这点钱，不说发展装备，连养活人都紧巴巴。要知道，同一年日本的军费是240亿美元，台湾也有98亿美元。
更别提那些老掉牙的舰艇，很多本来该退役的军舰还在海上熬着，发动机轰得像喘不过气来的老牛，掉漆的舰身每一寸都在提醒人们：穷，是个不能忽视的战略问题。
军费吃紧，部队就得动脑筋。
1985年下半年，一份名叫《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的文件在军中流传开来。字面意思很清楚：军队可以经商了。
这项政策的落地，说白了，就是军队自己赚钱养自己。
那年头，全国都在下海，经商成了全民趋势，部队也就顺势跳入了市场的洪流。
最初的设想很朴素，无非是部队自己种些地、办些厂，给战士们改善伙食，顺便补贴点训练开支。
但现实很快走向了另一条路。
不管是前线部队还是后勤单位，几乎都开始搞经营，有的开运输公司，有的办外贸出口，连医院都开始搞创收。军属企业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从北京到云南，从东部沿海到西北边陲，到处都是部队办的商贸公司、进出口公司、旅游公司。
这股风潮里，有的军区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有的军队在口岸开起了“特殊通道”。
军队经商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天然的优势：资源、人手、组织、纪律全都有。
而最关键的，是那一身军装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地方商人要跑三年关系的项目，军队往往打一个电话就能敲定；别人需要盖章走流程，军队车队可以一路绿灯直通港口。
问题就出在这种“太方便”上了。
很快，一些灰色交易浮出水面。军队企业开始涉及走私、逃税，甚至有些部队直接动用武器运输“特殊货物”。广东那几年，海关和边防曾多次拦截军车夹带私货的事件，背后都是用军车护送走私电器。
东北的一个后勤仓库，夜里变成了临时中转站，白天是军需，晚上是“货栈”。
而基层战士的训练情况，也因为经商而逐渐荒废。
有的部队士兵白天拉货送货，晚上在剧组拍戏当群演；军事基地被租给影视公司拍武侠片，操场成了江湖大堂，连枪械训练都被迫让位给道具布景。
士兵们一个月三十天，有二十九天没穿军装，真上演习场，连跑三公里都气喘吁吁。
军队之间，也因为利益问题开始内耗。
哪个单位的企业更挣钱，哪个将领掌控的公司更多，就更有发言权。
一些原本铁打的战友情，被生意场上的勾心斗角替代。部队之间明争暗斗，争摊位、抢资源、拼关系，演变成现实中的“军队企业大战”。
训练计划被拖延，士兵管理日趋松散，战斗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
群众的观感也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老百姓还对“解放军下海经商”感到新奇，觉得是为国家分忧。
可当一些部队用军车强占地皮、军官带兵去敲商户门要摊位、娱乐场所挂上“军办”的招牌后，原本那个亲切、朴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形象开始崩塌。
从社会层面来看，军队经商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不公平竞争。
一个地方两个饭店，一个军队开，一个民间办，税收、物资、资源、甚至电价都不一样。民间企业生存越来越难，而军队的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进入了金融、房地产、能源等关键行业。
这些现象，引起了不少高层将领的警觉。
张爱萍、秦基伟等人多次在军内会议上发出警告。
张爱萍提起宋朝靖康之耻，说得痛心疾首。他直言：一旦军队为了挣钱而废弃训练、淡忘职责，到最后不是敌人打不过，而是自己先散了架。
他的那句“该杀谁的头？先杀我们这些当官的”在军内流传了很久，不少人听了都沉默不语。
但说归说，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国家已经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开始试图收缩军队的经商范围，比如禁止作战单位搞经营，划定“军企”和“战力”之间的界限。
但这些动作更像是补丁，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利益链的蔓延。
直到1998年，局面才迎来真正的转折点。
这一年，江泽民在军委会议上痛下决心，提出“军队必须退出经商”。
随后，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宣布全面禁止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从事经营活动。
一句话，退场，没有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