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拒绝丰厚奖金，却只有一个要求 “1953年5月23日07：40，叶少校，风速偏大，起飞要不要再等等？”塔台耳机里传来地勤士兵低低的提醒。叶刚对着话筒回一句“照常”，随手推开油门，AT-6教练机慢吞吞驶向跑道，转瞬跃入阴沉的金门上空。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早已在飞行包最底层压了一把满弹的大造45式手枪。 起飞后的前十分钟，孙志强坐在前座操纵杆上，精神略显紧绷。机舱里，操纵拉杆、仪表指针和空气摩擦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嘈杂。叶刚写了张小纸条递过去——“360°”。孙志强抬头愣住，那是直接对准大陆的航向。叶刚没有解释，只把枪口抵在对方后颈：“弟兄，想回家就照做。”短短一句话，逼得这个刚出校门的少尉不敢眨眼。 外人只看到那天上午有一架白鲨代号的AT-6在崇武以南突然折返，却不清楚叶刚策划这一天已经整整四年。1949年1月，解放军挺进淮河以南，蒋介石下令东撤。叶刚所在的B-25轰炸机大队被迫远离舟山，飞向台湾。他临登机前抓了把故土黄沙塞进口袋，心里默念一句：还要再回来。 叶刚出生于1924年的河南确山，家道殷实却因战乱几度跌宕。1938年春，他被送往四川保育院，随后考进成都兵工艺徒学校，接触机械制图、火炮装配。抗战最吃紧的时期，中央航空学校在昆明选拔飞行学员，18岁的叶刚一口气通过体检、理论、心理三道关，喜得“候补飞行官”名额。靠着过硬的计算和领航能力，他又进入重轰炸机第二十组，连同数十名学员被派去美国再深造。那段时日，他几乎把所有夜晚都耗在模拟机与雷达教室，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让日本侵略者尝点厉害。 可等他1945年回国，日本投降了。枪声刚停，内战又起。“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几个字让他窝火。于是飞行任务能拖就拖，维护能慢就慢，低调又固执。1949年在台湾，他的消极抵触被空军总部认定为“临阵拖延”，关进新竹宪兵看守所。监号潮湿，他时常摊开那包黄沙闻一闻土腥味，提醒自己：活着出去，还有路可走。 被无罪释放后，他调去地勤，彻底失去飞行执照。恰好1953年春，金门前线急缺侦察机飞行员，台中第九中队轮换支援。叶刚主动报名，这一步几乎决定了一切。他私藏武器、背熟福建沿海机场坐标，扛住宪兵接二连三的盘查。半个月的蛰伏中，他每晚都在铺板底下一点点擦枪，听着警卫踩碎碎石的脚步声，数心跳。 机会终于降临。侦察科下达“崇武—虎头山船情侦察”指令，他与孙志强临时配对。金门塔台不曾想到，他俩刚离地就关掉部分无线电，改用手写纸条沟通。台湾指挥部急得连发八次呼叫：“白鲨返航！”叶刚不理，干脆切掉电台。背后追击机螺旋桨震耳欲聋，他就死死压着油门，拼出最大爬升率。38分钟后进入大陆防空识别区，两架解放军拉-11让开航道，机翼摇两下示意：跟我来。叶刚紧跟，孙志强已经长长吐气：“叶大哥，我也想见家人，咱们算一队吧。” 这一天午后，白鲨落在福建某简易机场，机轮刚触地就被民兵包围。两人举手，配合登记。省军区参谋乘吉普火速赶来，先递一兜馍干，再递一盒烟，问得第一句话是：“安全吧？”叶刚点头，神情疲惫却明显轻松许多。审查流程持续不到两周，结论明确：起义回归，动机纯正。 消息传到台北，中正桥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连夜加印号外，却声称“叛机被击落海面”。现实却是，上海、北京多家报纸都在头版刊发“金门飞行员投诚”的官方通告。一时间，军中震动，民间奔走。 中央人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很快批示，给两位飞行员发放起义奖金、配发住房、安排工作。叶刚谢绝奖金：“我想先回河南见一见老母亲，就这一个请求。”批示立刻通过，军用卡车送他直抵确山老宅。院门推开，年迈的奶奶摸到他的飞行服，一句话没说先落泪。叶刚也红了眼圈，心里想的却是：幸好没迟。 此后，孙志强分配到空军某师担任教官，叶刚调河南郑州五中教物理。两个人隔三岔五寄信，一说教学，一聊飞行，偶尔哼两句学员队当年传唱的小调。1983年春，北京空军机关举办“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颁授仪式，叶刚与孙志强相隔多年再次相认。两条已见白发的身影，在礼堂门口拍了张合影。底片冲洗出来，握手瞬间定格，像给那场惊险逃离补上一声干脆的收尾。 内战阴云散去多年，那架老旧AT-6早被拆作零件，黄沙小袋也随时间散落。但1953年那段不足一个小时的飞行，仍被不少空军史专家写进教材：它提醒人们，家国立场从不是数字奖励衡量的筹码，真正的选择往往源自最朴素的念头——离炮火远一点，离亲人近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