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农民作家，为何赵树理、孙犁、柳青评价甚高，浩然毁誉参半？余秋雨批评《艳阳天》图解政策，演绎斗争，作家浩然真的错了吗？在那个年代，浩然及其作品就显得格外突出，甚至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小说领域唯一的“明星”。他的长篇巨著《金光大道》，无论从题材、创作方法、还是官方推崇的程度来看，都是典型样板。 过去常听到一种说法：“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还有一句更形象的话：“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意思是当时，过去的作家只有鲁迅的作品未被禁止，还能看到；而当时创作出版的、能公开阅读的新作品，基本就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当然，这主要是指一个大致现象，并非绝对精确。 在《金光大道》里，浩然把笔墨更多地放在展现人物及其发展过程上。他设计出了三条矛盾冲突线索，每一条都像是一条紧紧缠绕的丝线，推动着故事的发展。第一条是以高大泉为代表的贫下中农与地主分子歪嘴子、漏划富农冯少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之间的敌我矛盾。 第二条是贫下中农与以富裕中农秦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富裕中农秦富一心想着发家致富，他的想法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的集体道路产生了冲突。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不像敌我矛盾那样尖锐，但也需要妥善处理，否则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第三条是共产党员高大泉与村长、党小组长张金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路线斗争是重中之重，它关系到整个集体的发展方向。 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指导下，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拿《艳阳天》里的萧长春来说，他原本也是一个勇敢、有担当的共产党员，带领着东山坞的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到了《金光大道》里，萧长春的形象逐渐演变成了完美无缺的超人式英雄高大泉。高大泉就像一颗闪耀着光芒的太阳，引领着芳草地的贫下中农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他不仅有着坚定的信念，还有着超强的能力和智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能轻松应对。 有研究者指出，尽管高大泉和梁生宝都是互助合作运动的真诚拥护者和率先实践者，但在对互助合作的理解以及实现方式方面却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梁生宝更多的是依靠制度的优越性和多打粮食来推动合作化，而高大泉他们则把阶级斗争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认为只有通过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激烈斗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化。 对于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萧长春和梁生宝也有着不同的做法。萧长春不是靠制度的优越性，也不靠“多打粮食”，他靠的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相对于稍显孤独的梁生宝来说，萧长春要幸运得多。在东山坞，萧长春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父亲虽然会因为他迟迟不肯相亲续弦跟他发脾气，但在大多数时候，萧老大充分地理解和支持儿子为农业社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胜利所做的一切，并且引以为傲。萧老大常常对人说：“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趟，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梦不着！” 除了父亲，萧长春还有一群亲密的战友。给地主扛过活、又拉过洋车的韩百仲，他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战士，对阶级斗争有着深刻的认识，坚定地站在萧长春一边。韩百仲的妻子、给地主当过丫头的大脚焦二菊，她性格直爽，敢说敢做，是萧长春的得力助手。念过中学决心回乡参加劳动的团支书焦淑红，她年轻有为，充满活力，为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老饲养员马老四，他经验丰富，对牲口有着深厚的感情，默默地为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团支部的宣传委员马翠清，她热情开朗，善于宣传，把党的政策和合作社的理念传播到每一个角落。前任支书焦田的儿子焦克礼，他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勇敢地投身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他们的坚定支持下，萧长春的合作社发展得朝气蓬勃，阶级斗争也开展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 通过这些对比，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浩然的小说中，阶级话语是怎样逐渐地渗透并最终弥漫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从《艳阳天》中萧长春对阶级斗争的初步认识和开展，到《金光大道》里高大泉把阶级斗争作为核心，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激烈斗争，阶级斗争在作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也越来越深远。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和思想潮流，也体现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阶级话语的不断强化和运用。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