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回国后，曾委婉提出想担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那毛主席是如何回应李宗仁的呢？
1965年7月20日，一架从巴基斯坦起飞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舷梯放下，一位74岁的白发老人缓步走出机舱，望着阔别16年的故土，眼中涌出泪水。这个人就是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机场上，周恩来总理和一众中央领导人早已等候多时，欢迎人群达数百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当李宗仁走下舷梯时，周恩来快步上前握手，说道：“德邻先生，欢迎你回到祖国怀抱。”这一握手，标志着一段传奇的结束，也开启了另一段历史。
李宗仁的回国路并不平坦，早在1964年，他就通过中间人向北京表达了回国意愿。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对这位前国民党要人的态度也日趋冷淡。
CIA曾希望利用他搞反华活动，被李宗仁断然拒绝。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宁可在祖国做个平民，也不愿在异国他乡当个傀儡。”
1965年6月，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秘密离开美国，绕道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亲自安排专机，并在总统府为李宗仁夫妇举行了欢送仪式。这个细节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外交影响力的认可。
回国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会见在毛泽东的书房进行，只有周恩来等少数几人在场。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德邻先生，你回来了很好。想担任什么职务？”
李宗仁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希望能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答案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人大副委员长在当时是仅次于委员长的重要职务，具有实际的政治地位。
此前，起义将领张治中、程潜都曾担任此职，这让李宗仁觉得自己也有希望。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当场答应，他笑着说：“你这是上了我们的贼船了。不过职务的事，我们再商量商量。”这句看似轻松的话，实际上透露了决策的复杂性。
政治局会议上，围绕李宗仁的职务安排展开了激烈讨论。支持者认为，李宗仁历史地位很高，台儿庄大捷的抗日功绩不容忽视，给他一个副委员长职务有助于统战工作。
反对者则担心，李宗仁毕竟是前国民党代总统，直接安排高级职务可能引发国际舆论炒作，被解读为“收买”行为。
最终的决定体现了政治智慧：不安排具体职务，但给予正国级待遇。李宗仁的住所安排在东城区一座四合院，配备专门的医疗小组和警卫人员。出行时有专车接送，重大节庆活动都会收到邀请函。1965年国庆节，李宗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群众游行。
这种安排的巧妙之处在于，既保全了李宗仁的面子，又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议。李宗仁起初有些失望，但很快理解了这个决定的深意。他对秘书说：“毛主席考虑得比我周到。给我实职，反而会让台湾和美国抓住把柄。”
李宗仁的回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得知他的待遇后，还在海外观望的国民党将领们开始动心。卫立煌在香港看到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后，立即通过中间人联系北京，表达回国意愿。傅作义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李宗仁的回归为其他爱国人士树立了榜样。
更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回国后不久，溥仪也获得了特赦。1965年9月，李宗仁和溥仪在一次宴会上相遇。两人一个是末代代总统，一个是末代皇帝，历史的巧合让在场的人都感慨万千。《人民日报》刊登了他们握手的照片，配文写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宗仁晚年致力于文史工作，整理了大量抗战时期的珍贵史料。他还将自己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给国家，包括一批唐代瓷器和明清字画。1969年李宗仁去世时，周恩来亲自主持追悼会，对他的一生给出了“爱国人士”的历史定位。
从李宗仁的经历可以看出，新中国在处理复杂历史人物时展现了极大的政治包容性。不求全责备，不搞清算，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胸怀不仅感化了李宗仁本人，也为后来的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仍能从中汲取智慧。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不是狭隘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超越党派的家国情怀。李宗仁用他的选择诠释了什么叫“迟到的爱国者”，而新中国用包容的胸襟诠释了什么叫“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