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中将李文在成都向解放军投诚，原本我党对他很重视，不仅送他到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深造，还准备对他委以重任，谁知他却在学习期间逃走了，他逃去了哪里？他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那年冬天，成都郊外的炮声还没停透，李文攥着钢笔在投诚文书上签了字。
他手底七个军的兵力早被刘邓大军撕开缺口，邛崃山坳里尸横遍野，电台里循环播放的《约法八章》像针扎在他耳膜上。
当谈判代表带回刘伯承的亲笔信时，这位黄埔一期的兵团司令苦笑着对副官说：“胡宗南溜了，川军反了，咱们困在笼子里了。”
时间倒回一年前，北平城的雪夜飘着火药味。
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的李文，正死死盯着中南海的灯光。
蒋介石特意把他安插在傅作义身边，腰间佩着刻“中正”二字的短剑，连睡觉都枕着勃朗宁手枪。
可当傅作义突然切断通讯、派兵包围将领会议厅时，李文猛地掀翻茶盏：“你这是叛变！”傅作义只冷冷递过机票：“今晚有专机去南京，带上石觉他们走。”
飞机掠过烽火连天的华北平原，李文攥着座椅扶手青筋暴起。
他想起淞沪会战时的自己，指挥78师死守蕰藻浜，八千子弟血战到仅剩三百，报纸称他“铁血将军”；收复晋南时从日军手里抢回二十座仓库，刺刀都捅弯了三把。
如今却像丧家犬般被赶出北平，电台里傅作义宣布起义的声音如同鞭子抽在脸上。
逃到南京的李文很快被蒋介石启用，1949年秋，他带着“第五兵团司令”的空衔奔赴西安，实际能调动的只剩残兵败将。
十一月退守成都时，他对着地图上密布的红色箭头发怔：北边贺龙兵团压境，东面刘邓大军破关，连亲信都嘀咕：“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当了解放军兵团司令，咱们硬扛图啥？”
李文一脚踹翻弹药箱：“黄埔人只认蒋校长！”
誓言在钢铁洪流前碎得彻底，新津机场保卫战打到第三天，传令兵颤抖着报告：“109师全垮了！”
李文瘫坐在弹坑里，看着卫兵撕毁机密文件腾起的黑烟，终于抓过白旗。
投诚仪式上，解放军递来热汤面，他别过脸对随从咬耳朵：“这碗面烫嘴啊。”
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成了李文新的牢笼。
名义上他仍是中将待遇，每月领六块银元津贴，可政治课上的《社会发展史》听得他太阳穴直跳。
当教员讲到“反动将领必须改造”时，钢笔尖啪地戳穿笔记本。
某夜整理旧戎装，金丝领章在月光下泛冷，他突然对铺位的原16军军长说：“傅作义在北京当水利部长？那是傀儡！”
1950年三月春寒未消，李文把将官呢大衣反穿成粗布棉袄，铝饭勺磨成的锯条藏在鞋底。
趁着学员集体看《白毛女》演出，他翻出厕所铁窗狂奔三十里。
后来看守战士在成都公路捡到金丝眼镜，啐道：“这老狐狸装商人，眼镜都舍不得扔！”
逃亡路像场噩梦，混过昆明哨卡时差点被民兵识破，中越边境的瘴气让他高烧说胡话，香港码头接应的特务冷笑：“台北说你是投过共的，得查半年。”
当渔船终于晃到基隆港，蒋介石的见面礼是份《自白书》，整整八页纸要交代“变节经过”。
所谓“国防部中将高参”的闲职，不过是阳明山脚的两间砖房。
昔日部下石觉当上金门防卫司令，袁朴混到陆军副总司令，只有他天天蹲在糖厂门口看运甘蔗的火车。
有回和同样失势的孙立人下棋，对方落子时说：“当年要是死在蕴藻浜，报纸还能给个褒扬令。”
李文突然掀翻棋盘，嘶吼卡在喉咙里化成剧咳。
1977年台北梅雨季，72岁的李文在眷属医院咽气。
护士翻开病历本，职业栏写着“台糖顾问”，死亡证明亲属签字处空白。
灵堂摆着泛黄的戎装照，香案前孤零零立着块木牌，上面是当年轻蔑傅作义时写的诗：“宁为玉碎不瓦全，岂向共匪低眉弯？”
李文棺木入土时，北京军事博物馆正展出傅作义捐赠的北平城门钥匙。
曾与李文在晋西南并肩抗日的解放军上将陈明仁，此刻在辽东指挥演习；而在高雄糖厂退休名册里，“李文”的名字夹在送货司机和会计中间。
他至死不知，当年西南军大高研班的花名册上，他的名字旁其实盖着“拟任军事教员”的蓝章。
这个把“效忠校长”刻进骨血的军人，在抗战烽火中挺直脊梁，却在时代转折点迷了路。
当千万农奴砸碎锁链时，他给自己锻造了新的枷锁，从成都签字笔下的犹疑，到台北病榻上的执念，终是困死在旧时代的残梦里。
军事博物馆那柄生锈的中正剑，剑锋早被岁月磨钝，唯余铭文在射灯下幽幽反光，映照着两岸不同的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