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孙家栋准备回家和家人过元宵节，突然收到消息，今天单位食堂提供红烧肉，

1950年，孙家栋准备回家和家人过元宵节，突然收到消息，今天单位食堂提供红烧肉，孙家栋本打算吃完晚饭再回去，可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因为一碗红烧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这小伙子叫孙家栋，二十出头年纪，瘦高个儿，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

"急啥呀！食堂今晚烧红烧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王建国咂着嘴说出来的话，让孙家栋迈出去的步子又收了回来。

那时候能吃上顿肉不容易，学生们肚子里都没啥油水，孙家栋想着回家路上要坐两天火车，不如吃饱了再走。

他跟着同学拐进食堂，果然闻见灶间飘来阵阵肉香，七八张长条木桌旁已经坐了不少人，大伙儿拿着搪瓷碗眼巴巴等着开饭。

谁也没想到，这顿晚饭吃着吃着就吃出了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正啃着第二块肉的时候，食堂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副校长带着两个穿军装的人走进来，屋里的说笑声戛然而止。

"同学们，解放军空军正在招预备干部，今晚八点礼堂报名！"这句话像颗火星子掉进干草堆，食堂里"嗡"地炸开了锅。

孙家栋撂下碗筷就往宿舍跑，从枕头底下翻出珍藏的苏联飞机画报——那还是他省下半个月饭钱托人从莫斯科捎回来的。

选拔考试就在冰天雪地的操场上进行，孙家栋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他穿着单薄的棉鞋在雪地里站了三个钟头，手脚冻得发麻也没挪地方。

考官问他为啥想当空军，小伙子指着天上飞过的麻雀说："咱们要有自己的铁翅膀，才不用总挨别人欺负。"这话把在场的老兵们都逗乐了。

半个月后，录取通知送到了他家，母亲攥着那张盖红戳的信纸直抹眼泪，父亲把过年藏的半瓶老白干拿出来倒了三杯。

到了部队上，孙家栋的俄语底子派上了大用场，那时候新中国刚和苏联老大哥签了援助协议，满院子都是斯拉夫面孔的专家。

别的战士学飞机仪表盘上的俄文标识，急得抓耳挠腮，他倒好，捧着技术手册能给大伙当翻译。

有天给司令员做会谈记录，苏联专家说了个专业术语，他唰唰几笔就译成了中文，司令员当场拍板："这小鬼头，送他去莫斯科留学！"

在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那四年，孙家栋算是跟飞机发动机较上劲了，莫斯科冬天零下三十多度，他裹着军大衣在图书馆抄资料，钢笔水冻住了就哈口热气接着写。

有回为了搞明白涡轮叶片的材料配比，连着二十天泡在实验室，出来的时候胡子拉碴像个野人。

毕业考试那天，主考官拿着他的论文直竖大拇指："中国同志，你这成绩能换枚斯大林奖章了！"

回国后等着他的不是熟悉的飞机设计所，而是北京西郊新成立的国防部五院。

领导找他谈话那天，窗外的梧桐树叶子正哗哗响。"家栋同志，组织上决定让你搞导弹研究。"老首长给他倒了杯茶，"知道你没接触过这个领域，但国家现在急需这方面人才。"

孙家栋捧着热茶杯没说话，隔天就把留学带回来的飞机资料锁进了文件柜。

转行搞导弹的头半年，他屋里电灯就没在十二点前灭过，书架上摆着《空气动力学》《推进剂化学》，床头贴着导弹结构图，连吃饭都在琢磨燃料配比。

有次在食堂打饭，端着碗稀饭往计算纸上洒了都没发觉，旁边同事赶紧给他递手帕，到1960年秋天，他带着团队硬是啃下了液体燃料导弹的关键技术，那天试射成功时，五十多岁的老专家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

1967年开春，钱学森先生亲自找上门来，两个人在办公室聊到深夜，窗台上的茉莉花开了又谢。"家栋啊，人造卫星这个担子，你得帮我挑起来。"钱老说话时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咱们不能总让外国人的卫星在天上转悠。"

孙家栋摸着口袋里刚收到的家书——妻子在信里说女儿学会叫爸爸了——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铺盖卷搬进了研究院集体宿舍。

搞卫星那三年是真不容易，十八个人的技术团队挤在二十平米的办公室，墙上挂满图纸，地上堆着零件。

有回测试卫星天线，发现信号总是断断续续，孙家栋带着大伙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发现是车间老师傅焊接时留了个针尖大的气泡。

1970年4月那个春夜，戈壁滩上的发射架被探照灯照得雪亮，孙家栋攥着观测镜的手心全是汗，当《东方红》乐曲从太空传回地面时，这个四十岁的总设计师蹲在沙地上，抓起把热乎的戈壁土捂住了脸。

时间转到九十年代，已经退休在家的孙家栋突然接到个电话，他握着听筒在阳台上站了半晌，回头对老伴说："北斗导航系统这事，组织上还需要我。"

女儿端着中药碗追到门口："爸，您都多大岁数了！"老爷子边系外套扣子边笑："六十五算啥，姜子牙八十岁还带兵打仗呢！"

往后的十八个春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多了个挂拐杖的老人，犯腰疼时就让人搬个行军床搁在指挥室，耳朵犯毛病了就往太阳穴抹清凉油。

嫦娥一号发射那晚，他在指挥大厅坐了整宿，直到探测器传回第一张月面照片才靠在椅背上打盹。晨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花白头发上，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压缩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