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张宗昌想枪毙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但棍字也不好写，张宗昌笑了：要不还是把你放了吧。逃兵也没想到，因为张宗昌是“文盲”，自己捡了一条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山东地面上有个叫张宗昌的军阀头子，这人一辈子干的事比戏台子上的大花脸还热闹。
要说他的出身，那真是穷得叮当响，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牛跑了挨顿毒打，饿得前胸贴后背跟着闯关东的人流往东北跑，怀里就揣着二十个鸡蛋当盘缠。
到了关东地界，这小子倒是混出些名堂，修铁路的活计干了几年，愣是练出一手打枪的绝活，还学会了几句俄国话。
后来在东北军里混日子，靠着敢打敢拼的劲头，硬是爬到了奉系军阀头把交椅的位置。
要说这世道也真有意思，一个半文盲的放牛娃，最后竟成了手握重兵的"山东王"。
这人最招人乐的地方就是爱装文化人，自己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偏要学人家写诗。
他那诗写得能把教书先生气乐了，什么"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这哪是诗啊，跟小孩顺口溜似的。可人家自己觉得挺美，见人就显摆自己的"诗作"。
当了山东土皇帝后，张宗昌头件事就是折腾教育，把原来的山东大学重新开张，请来前清的老状元当校长。
没过几个月又嫌人家管得不好，非要自己当校长，您说一个大老粗管大学，这不是拿擀面杖当笛子吹——找不着调么？
不过要说他干的正经事，倒是主持印了批《十三经》，听说还是历代印得最讲究的版本。
当然序文是让手下师爷代笔，他自己就照猫画虎描个签名。
要说张宗昌掌权的日子，那真是把山东老百姓坑苦了，他有三样不知道：不知道手底下有多少兵，不知道兜里有多少钱，不知道家里有多少老婆。
手下人跟他汇报说养着几十万大军，他眼珠子一瞪："才几十万？我看怎么着也得百八十万！"
搜刮钱财更是花样百出，把山东的税加了三四倍，自己开银行印票子，老百姓拿着这些票子去买米，早上能买袋面的钱，下午就只够买斤盐了。
娶老婆这事更荒唐，青楼里的姑娘他见一个赎一个，听说前后娶了得有上百房姨太太。
这些女人跟着他没几天就被撂在后院，赶上他高兴了还能送人。
有回老家亲戚来投奔，他正忙着打仗，随手写个条子"全抓执法处"。
等打完仗回来一看，亲戚全给关大牢里了。原来他把"派"字写成了"抓"字，闹了个大笑话。
不过要说最可乐的事，还得数他放跑逃兵那档子。
那天要枪毙个逃兵，写手令时卡了壳——"毙"字不会写。
改打二百军棍吧，"棍"字又忘了怎么写，最后这老兄自己乐了，跟手下说："把这小子放了吧。"那逃兵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条命竟是让张大帅的文盲给救了。
别看张宗昌大字不识几个，写字倒挺讲究，他写的毛笔字比私塾先生还端正，没事就爱写个手谕到处贴，就为让人夸他字好。
有回记者上门采访，他听说人家是报社的，立马叫人往外撵。
原来前些年有个记者写他坏话，被他派人暗地里弄死了。
后来发现越不让报馆开张，街面上传的闲话越多，这才松了口让报纸重新印，不过暗地里派了不少探子盯梢。
从云南运来的烟土在他手里转个圈，价钱能翻十倍，这些钱大多被他吃喝嫖赌糟蹋了，听说有次在天津卫赌钱，一晚上输掉两座银楼。
老百姓日子过得苦，成批成批往关外逃荒，那景象比他当年闯关东时还惨。
要说这人也不是没干过好事，重开山东大学算一桩，虽说他自己当校长闹了不少笑话，但到底给读书人留了个地方。
印《十三经》这事虽说为了充门面，可也让不少老学究有了饭碗。不过这些和他造的孽比起来，就跟往大海里撒把盐——尝不出咸淡。
最后这混世魔王的结局倒是大快人心，让仇家派人在火车站打了黑枪，连中七枪当场毙命。
他手底下那几十万大军转眼就被别的军阀吞并，攒下的金山银山也被瓜分得干干净净。
要说这人一辈子，就像他自个儿写的歪诗，看着热闹其实荒唐，末了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