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让她拿件衣服，敌人轻蔑的答应，随后，她在阳台取下一件旗袍，就是她这个举动，让敌人追悔莫及...... 1950年2月，台湾省台北市的一处女教师宿舍，一支突如其来的特务队伍闯入院内，院子里人声骚动，不少教师被惊动出房，疑惑不解，特务们直奔其中一间宿舍，没有多言，推门而入。 在那间房里，居住着一位名叫萧明华的女教师，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她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平静，只提出一个请求：让她取一件衣服。 她走向阳台，伸手将那件晾着的旗袍收了下来，这个简单的动作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个女教师收衣服的自然反应。 可事实上，这件旗袍是她与同志之间约定好的暗号：挂着，代表安全；取下，代表危险，这个动作，是她向外界发出的最后一道警告。 萧明华出生于1922年，家乡在浙江嘉兴，父亲是当地有些声望的商人，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家人亲切地叫她“华宝”。 从小聪慧，学业优秀，曾就读于开封师范、重庆师范，最后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在那里，她展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深受台静农等学者器重。 她的文章常常发表在校刊上，受到不少学者和作家的赞赏，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她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或学者。 1946年，萧明华前往北平进修，就在那一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美军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却最终被轻描淡写地遣返，这一事件对年轻的萧明华触动极大，她开始反思过去对国家命运的想象。 在那段时间里，她通过朋友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朱芳春，并接触到许多进步书籍，逐渐地，她的思想发生变化，开始思考自己的责任。 1947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地下情报工作的训练，她的恩师台静农在台湾任教，主动邀请她前往台湾师范学院任职，组织决定借此机会让她前往台湾，承担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于是，她以国文教师的身份来到台湾，表面上是一名文静的青年学者，实际上则是我党安排在台湾的潜伏人员之一。 她与朱芳春在台北以“兄妹”或“夫妻”身份共同生活，掩护身份，同时开展情报工作，由于她行事低调，言谈得体，深得同事和学生喜爱，没有人怀疑她另有身份。 为了安全传递情报，她与朱芳春设定了一个简单有效的联络方式——利用阳台上的旗袍作为信号，平日旗袍晾在阳台上，代表一切正常，若是被收起，就意味着她遇到了危险，联络人必须立即终止一切接头活动。 1950年初，台湾省内的地下组织因蔡孝乾叛变遭受重创，多人被捕，特务很快锁定了潜伏在台湾师范学院的萧明华，第一次突击搜查时，特务们试图以突然造访的方式试探她。 她冷静地引导朱芳春从后门撤离，并在敌人离开前稳住局面，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就在那个关键时刻，她还是取下了旗袍，为战友传出最后警讯。 两天之后，特务再次上门，这一次是直接逮捕，她早已明白自己的身份已被暴露，在取下旗袍之后，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她被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中，遭受长达九个多月的审讯和酷刑，审讯人员对她使用各种手段，从肉体折磨到精神威胁，试图撬开她的口，然而，她始终未透露组织的信息，也未牵连任何同志。 在得知萧明华拒不招供之后，特务曾希望以“立功”的方式让她悔改，特意安排她写下所谓的遗书。 在写完遗书后，她提出想见一面家人，表示见面之后愿意配合，特务见她态度动摇，误以为她被折磨得崩溃，立刻安排“哥哥”前来。 朱芳春早已用伪装身份潜伏在台北，这次以家属身份进入牢房与萧明华见面，他们用嘉兴方言交流，敌人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在这短暂的相会中，萧明华将自己所知的重要情报一一交代，由朱芳春带出监狱。 见面之后，特务兴奋地拿来笔纸，让萧明华写出组织名单，她没有动笔，只是冷静地将纸撕碎，用尽全身力气说出最后的拒绝，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刻出动追查朱芳春的行踪，但他早已安全离开。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被秘密处决，时年28岁，她在刑场上没有留下任何惧意，请狱友帮她整理仪容，最后一次用母亲留下的梳子梳头，她将最后的尊严留给了祖国和信仰。 1982年，经过多方努力，萧明华的遗骨被迎回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朱芳春亲自站在墓前，在墓碑上刻下三个字——“归来兮”。 这三个字，是对她最深的怀念，也是她回到祖国怀抱的安静宣告，她的事迹直到多年后才被公开，但她留下的精神，却早已烙印在那些曾被她守护过的生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