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乎意料，行刑前他对提出一个要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上海马立斯路的街头，曾有个老头摆摊算命，穿着灰扑扑的僧衣，头顶剃光，胸前总挂着一块金表，附近的居民都叫他“了明禅师”，说他懂风水、会看相，还喜欢敲着一块木鱼念经，替人祈福，没人想过，这个看似慈眉善目的老人，竟是一个曾让无数革命志士丧命的刽子手。 他原名雷恒成，生于清末的北京一个旗人家庭，身份不高却攀上了皇室边角，他年轻时赶上了出国留学的风潮，被送往日本学警务专业，回来后顺利进入京城的警察体系，靠着家族背景和洋学历，他在清末和北洋政府的夹缝中越爬越高，刚开始，他表现得一本正经，做事利索，颇得上司赏识，但随着政局动荡，他的手段也越发狠辣。 清朝垮台后，他迅速靠拢北洋系，成了京师警察厅里说得上话的人物，1912年北京爆发兵变，他暗中配合袁世凯，派人混入军队制造混乱，导致数千人死伤，他却打着“维护治安”的旗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身反而因“平乱有功”得了提拔，这种手段，让他在尔虞我诈的政坛中站稳脚跟，也彻底暴露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本性。 他真正让人记住的，是1927年那次震惊全国的抓捕行动，当时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因在北大传播新思想，成为北洋政府的眼中钉，雷恒成奉命查找其下落，得知李大钊藏身于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旧兵营，他设局引李大钊现身，再带着大批军警强闯使馆，将其连同几十名革命者一并带走，这场行动不仅违反外交惯例，也为他赢得了“红色杀手”的臭名。 被捕后的李大钊遭到严刑逼供，雷恒成亲自参与审讯，试图从他口中撬出中共组织的情报，李大钊拒不吐露半字，最终在同年4月被处死，年仅三十八岁，据后来的档案记载，那次执行的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处死方式，意在延长痛苦，他站在刑场边，冷眼旁观，一言不发，仿佛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李大钊死后，雷恒成并未收手，反而变本加厉，他接连破获多起地下组织，抓捕大批革命分子，其中不少人再也没能走出牢房，1931年东北沦陷后，他又投靠日方，在伪满洲国担任要职，继续打压抗日力量，他以“维稳”为名，协助日军搜捕爱国志士，甚至参与施刑逼供，对外他是“忠诚的维持者”，对内却是审讯室里的冷血执行者。 抗战胜利后，雷恒成的身份成了烫手山芋，国民政府将他列为甲级战犯，准备押送审判，但他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断了踪迹，他先藏身于北京郊外的寺庙中，剃发为僧，改名“了明禅师”，试图借宗教身份洗白过往，风头一过，他又南下上海，隐居在马立斯路一带，以“赵志安”的名字行走江湖，靠算命混口饭吃。 他的伪装做得极为认真，每天按时敲木鱼诵经，给邻里免费看风水、解梦，甚至还会给孩子们讲些“佛理”，他的口音始终带着北京腔，身形清瘦，牙齿泛黄，脖子上那块金表成了他唯一的“奢侈品”，他告诉别人，这是祖传之物，实则是清朝末代皇帝赏赐的纪念，象征他昔日的辉煌，可惜，这块表最终成了他身份的关键线索。 1951年，公安机关接到一封匿名信，称马立斯路的“禅师”实为北洋旧部，曾参与李大钊被捕，信中描述了此人的特征，包括口音、胡须、表以及生活习惯，上海方面立案调查，派出经验老道的侦查员乔装成求卜之人，前往其住所打探，老头如常接客，掏出那块金表指点生辰八字，侦查员心中早已有数。 确认身份后，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深夜突袭了他的住处，将其当场制服，搜查过程中，发现大量旧日证据，包括伪满洲国的勋章、日本宪兵学校的毕业文书，以及多份任命状，他一开始试图抵赖，称自己只是个普通僧人，但面对铁证，他逐渐沉默，最终在一纸供词中承认了所有罪行。 他交代了从参与抓捕李大钊，到破坏中共北方局，再到投靠日军的全过程，这些供述一一印证了当年的档案与追查结果，使得案件真相大白，1953年4月，他被依法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那天，他步履蹒跚，神情木讷，临刑前唯一的请求，是不要击中头部，他说这是灵魂之所，怕来世无法托生，这个请求没有被理睬，子弹终结了他的一生。 就这样，一个曾经权倾一时的警界人物，在几十年后以“禅师”的身份被揭下伪装，他杀害革命者，背叛民族，逃避法律，最终也未能逃过正义的清算，他的金表曾是荣耀的象征，后来成了罪行的证据，历史没有忘记，正义也没有失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