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移居上海时，以他的声望，是随便都能当个大学教授的，但他不愿意。最根本原因，是他觉得“青年学生”不可信，“大学”更不值得厮混（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1999版，页12）。也就是说，在他眼中，不仅大学沦为拉帮结派的暗黑之所，连本该单纯的大学生们都令人心寒，他太失望了，失望到不愿再多接触。所以，他不要单位，不要安逸稳定的生活，宁愿当个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靠手头一支笔养家糊口。 主观意愿上，他其实很想回到大学去，而且最好是回到北京的大学，因为他想静下来搞几年学问，他有心愿未了。毕竟，北京是中国做学术最好的地方，环境舒适，资料亦全，这样他就可以把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一书写出来，按许寿裳回忆他将此书章节都差不多安排好了。但是，思来想去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不想再涉足大学了，有生之年就没有回大学重当教授去（见学者杨早文章）。不夸张地说，鲁迅对中国大学这块“象牙塔”，可以说是深恶痛绝，材料班班可考所在多有，他宁在一线城市做陶渊明，也不肯委曲求全。或许正因为是“象牙塔”，往来都是衣冠楚楚学富五车的高知，里面的很多腌臜事，才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甚至即便说出来了，外人也不大肯相信。 只是很明显，在鲁迅眼中，大学才是真正的是非之地，他既然幸运地脱身出来，可不想“再回炉”，将生命无端耗在那里。所以，他一生职业生涯中有两次重大“转型”，一次是年轻时“弃医从文”，另一次则是人在中年之际“弃教从文”。他在大学及师范教书18年，心态是从满怀热情到彻底幻灭。1928年前后，他正式告别教育圈时，曾在私人书信中说过，“学校（大学）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但“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所以是“没有希望的”。这评断，是说的很绝的。钱锺书是写过《围城》的民国大学“观察家”，他自然也是心有余悸，当中年以后有选择权时，那是夫妻双双脱离大学，主动到社科院坐冷板凳的。从后面的事实看，他们这种看似后退的选择无疑也是明智之举。 一句话概括，就是他嫌大学环境太“脏”。当北京的大学不行的时候，他曾跑到福建的大学，继而又跑到广东的大学，这么折腾了数年，结果就是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才索性彻底不干了。后来，他感慨说，“世事大概差不多”，繁华的地方是如此，荒僻的地方照样如此。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都推却”（鲁迅致翟永坤信）。我前段看原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廖梅的长篇讽刺小说《象牙塔下》（江苏文艺2012年版），这书是影射她原单位的，里面的主人公林健康教授（现实原型是已故沪上名流教授朱维铮），从起初的壮怀激烈，充满理想主义，再到后来的日渐消沉“予欲无言”，这种心态变化实际也是和鲁迅差不多。更微妙的是，作者廖梅本身就是在顶级985大学即将升任教授时辞职，来个“挂冠而去”的。那时，她夫君就很富了，她也终于可以不靠大学工资这五斗米生存了。就上个月，她还上了一次热搜，原因是给母校复旦一次性捐赠10亿，也算是扬眉吐气一番了吧。 过去，就大学这个事，我还总觉得鲁迅偏激。只因道理很显然，那时的中国大学，再如何糟糕，那时的大学教授，再怎么胡闹，现在回看都算是标杆的了，为何还这么悲观，还这么苛责？可这些年我自己“马齿徒增”，社会阅历也慢慢跟上来了，一双700度近视眼看来看去，各种“小道消息”更是听不完，尤其是眼见近些年“象牙塔”此起彼伏的丑事，才算慢慢理解了鲁迅，领悟到但凡“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真是一言难尽，可不管哪朝哪代。想与他同时代的王国维，这位鲁迅唯一看得上的“国学大师”，自己是清华园赫赫有名的王牌教授，拢共生了四个儿子，却自小不让他们从事学术，禁止他们“子承父业”待在大学里谋生活，不是安排他们考海关就是进邮局，似乎只要有一份稳定的世俗碗饭就足矣，这实际上也是对所谓“学术”和“大学”疑虑甚深。 过去，曾看到一位施姓名学者公开说，他此生至为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初“还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偏偏发昏“选择了做学问”，更后悔“留在大学当教授”，他一个农家子弟出身之人，等自己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学人与学堂》，暨南大学2017版，页236）。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而非矫情。 图：1927年11月16日，在某大学演讲后，一脸疲惫的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