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艾滋病遍地成灾，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能够存活？南非总统曾说：“艾滋病有啥可怕的，洗个热水澡不就完事了！” 2000 年的约翰内斯堡贫民窟，12 岁的诺拉抱着发烧的弟弟在诊所外排队。帐篷里的医生摇着头说 “没药了”，她看着弟弟的皮肤一点点溃烂，直到气息微弱 。 那年南非每 10 个成年人里就有 2 个带艾滋病毒，总统的 “热水澡理论” 让抗艾药成了奢侈品，平均寿命跌到 47 岁。 突然想 “不能就这么死了”。2005 年，她带着 7 个病友闯进卫生部，举着写着 “我们要药” 的木牌，成了全国第一个公开身份的感染者。 转折出现在 2007 年。全球基金和美国 PEPFAR 计划砸下 20 亿美元，南非政府终于收起 “热水澡” 的荒唐言论，开始免费发放 ART 抗病毒药。 在索韦托镇的药房，护士每天要拆 1000 板药，领药的队伍从清晨排到日暮，有人拄着拐杖来，有人背着孩子来，药盒上的 “每天一片” 成了活下去的咒语。 最惊人的变化在数据里。2010 年南非接受治疗的感染者占比从 15% 飙升到 68%，到 2023 年，90% 的患者体内病毒被压制，预期寿命反弹到 62 岁，比低谷时多活了 15 年。 斯威士兰更狠，母婴阻断技术让新生儿感染率从 28% 降到 1.2%，现在医院的产科病房里，艾滋妈妈抱着健康宝宝笑的照片贴满了墙。 诺拉后来成了药房的志愿者，她教村民怎么吃药：“空腹吃会恶心，得就着玉米糊。” 她的手机里存着弟弟的照片，每次给人发药都会说：“要是当年有这药，他能活到现在。” 诊所的冰箱里堆满了长效针剂，打一针管两个月，比每天吃药方便，山里的村民骑三小时自行车也要来打。 汉尼的组织如今有 3000 名成员，她们戴着红丝带在集市上发安全套，用祖鲁语喊 “戴套不是羞耻，是爱自己”。 有次她遇到当年扔她衣服的邻居，对方红着脸递来红薯：“我家男人也在吃药，谢谢你当年没放弃。” 玉米地里的新坟越来越少，孩子们开始在曾经的隔离区踢足球。 现在的约翰内斯堡机场，广告牌上印着 “艾滋是慢性病” 的标语。来自中国的抗艾药生产线在德班投产，每片药成本降到 0.3 美元，药房的货架再也没空过。 诺拉的女儿在学校学 “防艾课”，知道病毒不会通过握手传播，回家会帮妈妈整理领药名单，稚嫩的笔迹在 “存活超过 10 年” 那一栏画满星星。 斯威士兰的 “芦苇节” 还在办，但少女们不再裸着跳舞，而是举着红丝带游行。国王的儿子带头去做检测，电视上直播他领药的画面，配文 “病毒不可怕，无知才可怕”。 汉尼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活下来，不是因为热水澡，是因为有人敢说‘我需要药’，有人愿意给我们药。” 玉米熟了的时候，诺拉会带着药箱去村里。夕阳下，领药的人们排着队唱歌，歌声里混着孩子的笑和咳嗽声。 她看着远处的高压线 —— 那是中国援建的，电通了，冰箱才能冻住药，冻住了药，就冻住了死亡的脚步。 参考来源：艾测网——艾滋病总人数最多的国家：挑战与希望并存；环球网——“艾滋第一大国”南非：抗艾成果斐然 预期寿命增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