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刘亚生被俘，胡宗南听说他是359旅的政治部副主任，高兴坏了，接着就叫来一个美女特务，对她说：“必须把刘亚生给我劝降！不管用啥法子！” 刘亚生是河北河间人，从小就爱念书。1932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那会儿世道乱，学校里的进步思想把他影响得很深。 1936年，他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革命路。1938年，他到了八路军120师359旅，给旅长王震当秘书。 在359旅的日子里，他打了无数次仗，还跟着大伙一起搞南泥湾大生产，跟战士们同吃同住，感情处得特别深。 1946年6月，国民党不管不顾，直接打响了全面内战。359旅接到命令，要从豫南解放区突围，往延安走。 一路上难极了。刘亚生那时候肠胃病犯得厉害，身子虚得很，加上他近视度数高，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走路，更是难上加难。 部队首长看他这样，决定让他跟妻子何薇化装，从国民党的地盘穿过去，去陕甘宁边区。 可没料到，他俩离开部队没多久，就在陕南黑山镇附近，被胡宗南的兵逮住了。 一开始，刘亚生说自己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但叛徒杨言钊被抓后，经不起敌人吓唬利诱，把刘亚生给出卖了。这下，刘亚生的身份藏不住了。 胡宗南知道抓了刘亚生，乐得不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先把刘亚生送到一座豪华小公馆，给吃给喝好招待，想这样让他松劲。 接着，派了个高参带着个打扮妖艳的女特务来劝降。刘亚生一眼就看穿这是美人计，气冲冲地对高参说：“赶紧把她弄走，不然咱没什么好说的！” 高参没办法，只好让女特务走了。然后高参说：“请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你的出路。” 刘亚生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出路就两条，要么被你们弄死，要么活着跟你们斗到底！没别的路！” 高参又说要给他人大官大，刘亚生理都不理，只是不屑地笑了笑。 过了几天，高参又来找刘亚生，让他在有几个高级军政人员的茶话会上，说说内战是谁的责任。 刘亚生痛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那些军政要员鼓着掌，录音机悄悄开着。 刘亚生扫了一圈，大声说：“双十协定里，国民党跟老百姓保证要还政于民，说要搞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全国人打了八年仗，都盼着能安安稳稳搞建设，结果呢？6月25日，刘峙的部队就打我们，内战就是他挑起来的。” 敌人一听，慌了，赶紧不让他说了。 刘亚生被押回集中营。敌人看软的没用，就来硬的。吊起来打、坐老虎凳、用电刑，啥狠招都使了。 刘亚生浑身是伤，可硬是没低头。 敌人最后耍了个阴的，让已经叛变的何薇来劝他。何薇走到躺在床上、伤得很重的刘亚生跟前，哭着说：“就算革命赢了，谁知道咱们今天受的这些罪？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以后咋办？” 刘亚生没想到妻子会叛变，气得不行，扇了她一耳光，骂道：“你连自己的魂都卖了，真不要脸！” 何薇见这招不行，就说要离婚逼他。刘亚生一点不含糊，拿起纸和笔，马上写了离婚书，扔到她面前。 1947年9月，刘亚生被当成重要战俘，押到南京，关在国防部看守所。 刚到南京时，囚车在城里飞快地跑。刘亚生以前没来过南京，他学过历史，知道这是六朝古都，文化底子厚，可现在，这儿是国民党统治最黑的地方。 刘亚生被关进监房后，死气沉沉的监房里总算有了点活气。他为人实在、性子开朗还爱开玩笑，用乐观劲儿感染着一起坐牢的人。 他的眼镜被敌人打坏了，看东西、走路都不方便。一进监房，他就凑到难友跟前，一个一个仔细看，笑着说：“有缘才能在这儿碰到，咱认识认识。我在家的时候，大伙都叫我‘刘瞎子’，你们也这么叫我就行。” 大伙听了，都被他逗笑了。 午饭后，刘亚生活动活动身子，等着敌人来给“下马威”。果然，天一黑，敌人就把他带走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他送回来。刘亚生被折腾得不成样，可还是没服软。 在牢里，敌人不让难友们看报纸，刘亚生就带着大伙回忆过去的事，猜外面的情况，说说以后的日子。 他还在看守得那么严的牢房里，组织大家办起了马列主义讲习班。他鼓励难友们，一定要吃饭，还要锻炼身体，说这叫“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 他这种革命乐观劲儿，让难友们的斗志足了不少。 敌人好几次逼刘亚生投降，他每次都瞪着敌人，从来没泄露过党的秘密，死死守着共产主义信仰。 他对难友们说：“我可能看不到咱们盼着的那个世界了。要是有机会，帮我跟战友说一声，我一直想见他们，看来没机会了。” “唯一能让人欣慰的是，我一直没给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丢脸，就是不能用剩下的日子，为党多做点有用的事，太可惜了。” 1948年底，一个特别冷的晚上，狠心的国民党军警把刘亚生押到南京燕子矶。 他们把刘亚生反绑起来，在他腰上系了块大石头。刘亚生抬头往北边看，这时候，北边传来了解放军大炮的声音。 刘亚生心里特别激动，他好像看到了胜利就在眼前。可坏到骨子里的敌人，一点没犹豫，把刘亚生推进了波涛滚滚的长江。 就这样，38岁的刘亚生，用生命守住了永不叛党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