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找西南局书记提出调离四川，被劝说：这样不妥，首长会更难受 “李书记，我想离开

邓华找西南局书记提出调离四川，被劝说：这样不妥，首长会更难受 “李书记，我想离开成都。”1965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邓华推门而入，话一出口，屋里空气顿时变得凝滞。对面，时任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放下茶杯，眉头微皱，没有立刻回应。 这几年，邓华在四川的表现历历在目。1960年春，他从总参副总长岗位转到地方，担任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身份转换不算轻松：要摸准川西平原的水利脉络，要盯住川东丘陵的粮棉产量，还得兼顾深山彝区的畜牧。邓华性子利落，说干就干，常常一辆吉普、一顶草帽就扎进乡下。基层干部回忆，他到了稻田里，裤腿一挽就下水，对着秧苗蹲半天，连身边参谋都嫌太阳毒，可他根本不管。四川粮食产量在1963年、1964年短暂回升，省里报表显示每亩均产提高百分之六，他记了满满两本调研笔记。 转折出现在1965年秋。第三线建设全面铺开，中央调彭德怀到成都，任国家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分管川、滇、黔一大片山区的国防工矿。消息传出，成都军区大院的灯光那晚亮到深夜。对彭总而言，这是“冷板凳”后的第一次正式任职；对邓华而言，昔日的老上级、庐山会议的“同担者”，就要与自己近在咫尺。圈子小，舆论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被放大。“得避避锋芒。”他琢磨再三，决定找李井泉请求调离。 李井泉把手背在身后，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片刻后，他语速放慢：“我理解你的顾虑，但换个角度想——要是首长知道你主动离开，会怎么想？他会难受，会觉得你避他。”简单几句话却切中要害。邓华沉默良久，终于把那份写到一半的调动申请揉成一团，塞进衣兜。 外界并不清楚，两位上将的心思何其相似。彭德怀到成都后的头三天，都住在永兴巷七号，院子不大，一溜青瓦房，外头桂花树香气浓。第四天傍晚，他听说邓华家在前卫街四十四号，顿时来了兴致，对警卫参谋摆摆手：“到老邓家走走。”参谋点头，车都来不及开，两人沿着狭窄的石板路快步而行。谁知到了院门口，彭总抬手，却迟迟没敲。灯光从窗缝漏出来，屋里有人说笑，可他最终转身离去，只说一句：“别让老邓为难。” 另一边，邓华也在等待“偶遇”。他知道彭总散步成习，便常带夫人沿新南门外的河堤慢慢走，四下张望。几天下来，连晚霞颜色都看厌了，却始终不见熟悉的高大身影。后来有人悄悄提醒：“未经批准，不宜私下登门。”邓华心里明白，这是纪律，也是保护。自此，他不再绕远路，只在家里办公桌前多摆了盏茶——如果哪天老首长真来，他想亲手递上一杯热水。 时间不等人。1966年春，三线建设重心向川北转移，彭德怀随工程队进山，暂别成都；翌年初，他被召回北京。两人终未谋面。多年以后，李井泉提起此事，仍摇头叹息：“当时若能见一面，许多误解都没了。” 1977年7月，邓华复出，任广州军区顾问。拜访的老战友一拨又一拨，他坐在白藤椅上，总爱讲一句：“彭总待我像兄长。”说完，看向窗外榕树，好半天不作声。同年冬，他收到一个金质烟盒，盒盖内壁刻着“老邓留念”四字，落款“德怀”。原来彭总临终前，把烟盒交给家人：“一定交到他手里。”礼物辗转十年，终于到达。 往事就此定格。两位老上将，相距不过几条街，却终无缘相见。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巧合，更有人说是大时代的尴尬注脚。邓华后来谈起1965年的那天上午，只用一句轻描淡写：“人总要顾全大局。”可他的指尖却轻轻摩挲着那只烟盒，金属微凉，情谊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