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王稼祥主动找到毛主席说：“我看不得行，要不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

遵义会议时，王稼祥主动找到毛主席说：“我看不得行，要不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主席说：“干我是很想干，可是票不够哇！”王稼祥说：“没事，我给你拉拉选票去”。 最后，通过王的努力，毛主席实际领导地位得以确立。 王稼祥这人，要说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在遵义会议上投下“关键一票”的人。 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 他那一票，不是偶然投的，是一路走过来、深思熟虑之后投的，背后是一个人政治判断力、实战经验，还有胆识和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后来说：“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没有他不行。” 很多人不知道，王稼祥一开始是王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1930年他从苏联回来，身上带着正统的“国际派”标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 他刚到苏区的时候，确实是这么干的。 但他也不是死脑筋的人。 他到了前线，亲身参与几场反“围剿”，尤其是那场青塘会议后，整个人就开始变了。 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大多数人不赞成。 王稼祥起初也站在中间摇摆，但会后他找毛泽东长谈了一夜。毛讲的不是一套空洞理论，而是用地形图、战报、兵员数据，一步步分析当前态势和应对办法。 王稼祥听得很认真。 那晚谈完，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他开始觉得，这个江西出来的指挥员，比他在苏联学的那些“教科书式战法”靠谱得多。 这种想法一开始不容易说出口，毕竟他还在圈子里。 但战场是最实在的检验。 几次作战下来，毛泽东的判断一一被验证，王稼祥慢慢地就脱离了原来的圈子。 1932年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人指责毛泽东，要把他从红军指挥部调走，王稼祥在会上突然发言，说毛的指挥思路符合红军现状，胜利靠的是毛的打法。 这个发言一出，毛自己都愣住了。 因为他本来以为王稼祥顶多不反对，没想到会在这种大风口上挺身而出。 那一刻，其实已经注定了后来的关键角色。 长征开始以后，王稼祥伤势还没好，只能躺在担架上随队行军。正巧毛泽东当时也因病坐担架，两人一路同行，经常聊天。 说是聊天，其实就是商量事。 他们聊得最多的就是眼下这个局面到底该怎么办。 一路打，一路退，战士伤亡惨重，士气也在掉，王稼祥心里明白，再这么下去迟早出大问题。 他跟毛讲得很坦率，说这套领导指挥体系该动一动了。 毛也没遮掩，直接聊起他对党和军队的看法，说了一句特别打动王稼祥的话：“不能把马列主义当死书念，要用在我们自己的地里头。” 这话王稼祥记了一辈子。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减员一半，从八万多打成三万多，形势非常危险。 本来还打算继续往湘西走，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敌人早就布好口袋阵等着红军钻。 毛泽东提出换路线，往贵州走。 这个决定是临时在通道做出的。 会上，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说这才是正确的突围办法。 紧接着张闻天也表态了。 这一次，红军终于不再是一味被动地逃，而是主动调整了方向。黎平、猴场几次会议下来，大家开始真正意识到：毛的判断，在生死关头是真的有用。 在这一连串的小转折中，王稼祥没停过。 他是最早意识到需要政治调整的人。 他找到张闻天，两人深谈了一次，认为不能再让博古、李德那样继续主导军事指挥了。 张闻天立刻表示赞同。 之后，他们又分别找了朱德、周恩来沟通，几位核心人物逐步形成共识。 王稼祥的手腕不张扬，但效率极高，做事老练。他知道，这不是搞派系，而是挽救整个红军的命运。 到这个时候，召开一场中央层面的会议，已经是必然要走的一步。 遵义会议召开那天，王稼祥还在养伤，是坐担架来的。 因为他知道这场会重要到不能错过。博古在会上做了“正报告”，还是那套“敌强我弱”的调调，没人买账。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算是打破了旧的格局。 毛泽东的发言更是针针见血，把退却中的混乱、错误部署、战术僵化都摆到桌面上来了。 可真正让会场气氛起变化的，是王稼祥的发言。他支持毛的主张，并严厉指出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 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提议让毛参与军事指挥。 这个提议，相当于一锤定音。 很多摇摆不定的人，听完他这一席话，开始站队了。 会后不久，毛被增补进政治局常委。更重要的是，新的军事指挥小组成立，由毛、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直接负责全军行动，这就是新的“三人团”。 他是推动这一切发生的关键动力。 毛泽东说“没有他不行”，其实是对这整个过程的总结。 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另立“中央”，拒绝北上，成了新的麻烦。 朱德请王稼祥出面劝说张。 这一谈，从黄昏一直谈到半夜三点多。王稼祥讲现实、摆道理，讲兄弟部队的处境，也讲北上的战略前景。 张当时表面答应，后面还是南下了。 但王稼祥这一劝，尽了该尽的责任，起码为党中央争取了时间。 但他是那个能在关键时刻看清大势、扛起担子的中流砥柱。 他的那一票，是几个月、甚至几年酝酿下来的判断和承担。他看懂了形势，看清了人，看准了方向，然后走上前去，做了该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