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列车员粟野重吉，在火车上对一名中国老太太施暴，其他中国人不敢制止，正当他洋洋得意时，一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头颅，让他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1936年3月，从沈阳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车厢里又闷又挤，空气里混着汗味和恐惧。一个叫粟野重吉的日本列车员，喝得醉醺醺，在车厢里耀武扬威。他看一个中国老太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顿打骂。 车上的人呢？敢怒不敢言。那年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东北的土地上，活得像尘埃。谁敢惹穿着制服的日本人？大家只能低下头，把拳头攥得发白，再默默松开。 就在老太太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人群里突然冲出两个人影。不是一个，是两个。 是两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年轻姑娘。她们没说半句废话，动作快得惊人，掏出早就藏好的匕首，一个猛子扎进了粟野重吉的肚子，另一个跟上，对准了脖子。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粟野重吉，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几声，就捂着伤口，满眼不敢相信地倒了下去，血，瞬间染红了地板。 整个车厢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不知道谁先带的头，竟然爆发出了一片叫好声和掌声。压抑太久的情绪，在这一刻被两个姑娘点燃了。 这两个姑娘，一个叫 安荣卿，一个叫 文敬一。记住这两个名字，她们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工。 她们是吉林辉南县的小学老师，那一年，她们都才20岁。 “九一八”之后，东北成了人间地狱。安荣卿和文敬一，每天在学校里，看着日本孩子欺负中国孩子，看着亲日的校长逼着她们教日语，废除中文课。她们的理想是教孩子们读书报国，可现实却是国将不国，连自己的语言都快保不住了。 教书救不了国，那就拿命来换！ 她们俩一合计，决定辞职，去齐齐哈尔投奔传说中的抗日联军。她们上的这趟火车，本来是去寻找光明的路，没想到，先撞上了一团黑暗。 当她们看到粟野重吉对同胞老太太施暴，周围却一片死寂时，所有的国仇家恨、一路上的愤懑委屈，全涌上了心头。她们对视一眼，多年的默契让她们瞬间做了决定。 不出手，对不起自己读过的书，对不起“中国人”这三个字。 后来，姑娘们没跑，或者说，她们也没想跑。日本人很快包围了车厢，她们被捕了。 日寇以为抓到了抗联的大鱼，对她们用尽了酷刑。但两个姑娘，除了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人之外，一个字都没多说。 安荣卿的家里有点钱，到处托关系，花了大价钱，日本人那边松了口，说只要登报道歉，承认错误，写个悔过书，就可以放人。 这对任何一个想活下去的人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条件。可她们怎么选的？ 安荣卿对来探监的家人说：“如果登报道歉能换来自由，那我宁可去死。” 文敬一也说：“我们没错，为什么要道歉？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命，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同胞。” 1936年6月，在被关押了三个月后，安荣卿和文敬一在公主岭被枪决。据说，刑场上，她们高喊着“同胞们，起来反抗啊！”。 她们的故事，后来和东北大地上另一个传奇女性——赵一曼的事迹，交织在了一起。她们想投奔的抗日队伍，正是赵一曼等人领导的。可惜，她们还没见到英雄，自己就先成了英雄。 一晃快90年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提这个故事？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搞明白一件事：我们的“根”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能安稳地坐在这里刷手机，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恰恰是因为在90年前，有无数个像安荣卿、文敬一这样的普通人，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用生命为我们挡住了黑暗。 她们不是天生的战士，她们也曾是父母的乖女儿，也曾梦想着教书育人，相夫教子。是时代的洪流，把她们从安稳的课桌前，推向了血淋淋的战场。 她们的选择，守住了一个民族的底线和尊严。 这种“底线意识”，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