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干致信毛主席,将外孙女调回长沙,主席致信周世钊:想办法办到 “1963年2月的一天,爹,你口信我都记下了:‘一定要把春丽调回来’。”病榻旁,张干虚弱地点头,眼里透出难得的坚定。 此刻的他,七十开外,终日与咳喘为伍。自家在长沙郊外租屋而居,靠一份顾问津贴糊口,厨房里常常只闻得见稀粥气。求子女尽孝,本是寻常心愿,可他开出的收件人,却是北京的毛泽东。
外人听来,这位老校长胆子不小。可张干心里明白,若非几十年前那场“驱张风波”,自己与毛泽东本不会有如此复杂的师生情分,更不会在垂暮时还得动笔求助。 线索要追到1913年秋。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20岁的毛泽东被编入一年级八班;而31岁的张干,已是校长,手握师范校务大权。省议会忽然下发“每生每月交十元学杂费”的通知,贫寒子弟叫苦不迭。坊间谣言直指张干“献策军阀”,一时间群情激愤。 驱张传单满天飞,批语不仁不孝不义,场面很热,可毛泽东却觉得这一套“打不到七寸”,索性连夜写了篇措辞犀利的檄文,专批“办学无方,误人子弟”。文章文采过人,效果立竿见影。 联署、罢课、请愿……张干面子挂不住,下令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出面死劝,“此子将来挽天下危亡,岂可轻弃?”各方掣肘下,开除令改成记大过,学生仍不买账。最终,张干交了辞呈。
表面看,双方裂痕难补;可毛泽东离校时仍对同窗说,“张校长毕竟是读书人,有本事。”一句话,埋下后来握手言欢的伏笔。 新中国成立那年,张干已66岁,携一家老小返乡务农,偏偏因买了几亩薄田而被划入地主成分,日夜焦虑。周世钊1950年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将张干近况闲谈于席间。毛主席听完,沉默片刻,只说:“老校长三十岁当校长,不简单。今日仍吃粉笔灰,可敬。”随后写信湖南省政府,“酌情予以照顾”,大米、旧币先后送达。 1952年,张干想亲往北京观礼。请柬很快到手。中南海家宴上,他刚要赔罪,毛主席抬手打断:“那时我也年轻。”随后安排体检、游览、被褥衣物,一样不少,还自掏稿费。张干在日记里写:“受之愧甚。”
时间推到三年困难时期。节衣缩食的张家入不敷出,加上身患疾病,昔日豪情的老校长再撑不住。外孙女春丽在山西工作,千里之外难以侍奉。思来想去,张干硬撑着写了那封求助信。 毛主席收到信笺,批示交中央组织部,并给周世钊写信:“此事正在办,不知能否办到?若不能,你要想办法办到。”短短几行,既有政策程序,也有私人嘱托,可谓两手准备。周世钊当即跑去张宅探望,把批示原话口述。 组织路径果然曲折。山西那边人事紧缺,开头并不松口。周世钊找省人事厅、又找长沙市委,几番磨合,终于敲定调动,手续于当年六月完成。春丽拎着行李回长沙那天,张干靠在门框上,只说了一句:“多亏了主席。”声音很轻,却让院子里所有人都听见了。
不得不说,这场“求调”并非特权开闸。毛主席先行走制度,再托友人兜底,既顾及原则,又不让老人寒心。倘若当年驱张一事记恨至今,这样的温情根本不会发生。 1964年初,老人身子每况愈下。周世钊再次进京,面呈张干最新病情。毛主席吩咐秘书捎去两千元医药费,并要周世钊转告:“照料好老校长,他倚重你们。”信件带着淡淡墨香,送到张干枕边,他摩挲好久,才让儿子收好。 翌年冬,长沙连降阴雨。张干写完最后一封求学心得后,手已握不稳粉笔。他对儿子说:“我耽误过毛生,也教过他一笔字。今日看来,他日行万里,而我原地蹉跎。可他尚念旧师,这情分,比山还重。”
1967年1月2日凌晨,张干轻声吩咐:“替我给北京写一封简信,谢主席……”话音未落,呼吸已止。守夜的孙辈抱出那枚刻着“毛师生情”四字的铜章,默默点上一炷香。 文件记录显示,老人去世后半年,中央文史馆寄来挽联,其中一句是“教泽长存”,落款毛泽东。信纸极简,却没有公式化的客套。无论外界如何评说,这段师生往返四十余年的牵系,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有人问,毛泽东为何肯为张干破例?答案或许简单——昔年笔墨交锋,已成另一种意义的师道。彼此都在风雨中成全对方:一人教书,一人立国。至于特事特办,并非“开小灶”,而是对一位老教育家晚景的基本体恤,也是对中国传统师生伦理在新社会的延伸。 春丽后来回忆,“外公常说,做人能让学生记得,能让国家惦记,就不算白活。”短短一句,倒像极了那个年代老知识分子的侧影:倔强、敏感,却始终把读书与教书当成立命根。
张干走后,长沙师范院内的一方旧石碑上,新刻了两个字——“师魂”。一位年轻教师读罢,无意中脱口:“原来被学生赶下台的校长,也能进史册。”老门卫笑了:“这故事翻着看才有味,别急于下结论。” 历史从不只是胜负表,更是情理账。张干寄望春丽返湘,不过是想在生命最后一段路,有人为他端一碗热粥;毛主席批“想办法办到”,则把国家制度与个人情感精准嵌合。凡人冷暖,依然要放在规则里解决,这恰恰是新中国最难得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