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代号“608”的地下党，因唯一的交通员病逝，和党组织失联，这时，他想起了交通员生前的交代：“我若出事，你可以看报纸！”
1949年的上海，局势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每条弄堂都可能藏着杀机。
王敬贤每天照常去保密局上班，在旁人眼里他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上班工作者，但他也有另外一层身份，正是代号"608"的地下党员。
他的上线老周上周突发急病走了，临走前只留下一句"看报纸"，没头没尾的交代，成了王敬贤唯一的指望。
老周生前是跑单线联络的交通员，整个上海知道他身份的不超过三个人，现在人一走，组织关系全断了。
王敬贤清楚，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贸然寻找组织等于送死，保密局档案室里堆着成摞的《中央日报》，他每天借着整理档案的机会翻看，连中缝的寻人启事都不放过。
有天王敬贤发现第三版角落里有则茶叶广告："新到洞庭碧螺春，每斤银元三块二，老主顾可赊账。"老周生前最爱喝碧螺春，这价格比市价高出三成。
第二天同一版面又出现茶叶广告，这次写着"赊账限福煦路183号"，王敬贤心跳加速，福煦路183号是去年撤销的联络站。
于是，他下班后绕道去福煦路，发现杂货店窗台上摆着两盆茉莉花，代表着安全。
进门说要买三斤二两碧螺春，掌柜的打量他几眼，从柜台下摸出半包"老刀牌"香烟，烟盒里夹着张电影票，正是地下党常用的接头方式。
后来才知道，这是组织专门为失联同志设计的应急方案，在《申报》《新闻报》等七家报纸常年预留广告位，用特定商品和价格传递信息。
当年上海布置了四十多个这样的应急联络点，靠报纸广告找回十九名失联党员，王敬贤是最后一个通过这个系统接上关系的，三个月后上海解放，这套暗号系统才完成使命。
再反观老周临终那句"看报纸"，是地下工作者用命换来的经验，1935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时，就有人通过《时报》上的药材广告找回组织
王敬贤晚年回忆，当时保密局有人发现报纸广告异常，但谁也没注意那些看似平常的商业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商品代表不同指令，茶叶代表立即转移，丝绸代表有叛徒，瓷器代表停止活动，价格数字包含日期和时间，小数点后位数指示接头地点。
广告连续刊登三天是确认信号，中途更换报社是危险信号，负责刊登广告的党员从不接触其他情报线，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风险。
王敬贤的故事被记入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的展陈，2019年档案馆公开的敌伪档案显示，当时保密局确实注意到报纸广告异常，但调查方向完全错误，他们盯着国际版的政治新闻，没人在意分类广告里的茶叶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