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周总理在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在他抵达雅加达机场后，驻印大使馆安排了三辆一模一样的轿车，人们都以为总理坐在第一辆车，而且“他”从车窗伸出手向人群频频致意，但实际车内是一个替身。
在日内瓦会议之前，由于受到欧美敌视，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有20多个。1954年，印尼总理访华后，中国表态会去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毛主席说了，我们也需要朋友。
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陈毅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台湾，毛人凤大喜过望，因为他又要搞事情了。
国民党特务最为卑劣的破坏手段，就是搞暗杀，这次毛人凤把目标对准了周总理，由此制定了“01”行动。
根据以往经验，他们判断代表团大概率从香港转机或转轮船前往印尼，而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势力很大，所以，毛把暗杀第一地点选在香港，如果不成，第二地点才是印尼。
1955年4月11日，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空中发生爆炸，飞机解体后坠入大海，这起爆炸事故就是毛人凤所为。
爆炸发生后，代表团3人及其他同行人员8人，全部遇难，但周总理、陈毅并不在飞机上。毛人凤事后以为他们提前知晓飞机上有炸弹，实际当时的确出现了一些“意外”。
这个“意外”就是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到了仰光，他希望周总理在去万隆前，可以先到仰光与参加会议的主要国家领导人见一面，这样可以提前磋商一些问题。
所以，周、陈两位团长临时改变了行程，先到了云南昆明，转道缅甸仰光，再飞往印尼雅加达机场。
国民党特务没有得手，之后便开启在印尼的暗杀行动。他们在从机场到使馆的必经之路埋设了炸弹，但这一计划胎死腹中，在会议召开前，负责实施这一计划的特务们被印尼警方一锅端了。
毛人凤最后的暗杀办法就是，让特务们混在人群中，找准机会直接开枪。鉴于局势紧张，我方使馆人员和警卫人员都提高了十二分的警惕，并且把每一个环节都做了细致的布署。
4月16日，总理抵达雅加达，走下飞机后，马上就被黄镇大使和杨奇清副部长一左一右夹在中间，但这样还不够，大使夫人朱霖和其他驻印使馆人员迅速围成一层人墙，将总理簇拥在中间。
而在这层人墙外还有一层是新闻记者，总理就在这三层人员的保护下，向机场外走去。
在机场外停放着三辆一模一样的小轿车，这也是使馆人员的特别安排，其中一辆是专门为总理来印而购置的，另两辆则是向华侨租借的，这样既增加了用车，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在车辆乘坐顺序上，杨、黄二人也早有安排，第一辆车由黄大使夫人朱霖和一名翻译乘坐，第二辆由黄大使陪同总理乘坐，第三辆则由陈毅总理乘坐。
但这个乘车顺序也是高度机密，大使夫人朱霖事前并不知道，在总理被带向第二辆车时，黄大使向她使了个眼色，她愣了一下才回过头来，之后迅速进入第一辆车，并拉上了黑色窗帘。
车辆进入市区后，道路两旁是热情的印尼人民和当地华侨，人们手持两国国旗，高举总理肖像，欢呼着迎接新中国使者的到来。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人们都认为总理在第一辆车上，对第一辆车的欢迎也最为热烈，朱霖当时想，如果总理坐在这辆车里应该会伸手与群众挥手致意吧，想到此，她便从车窗里伸出手，频频向热情的人群挥手致意。
多年以后，朱霖接受了记者采访，道出了当年不为人知的这段经历，也告诉了后人，在建国初期，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总理所经历的凶险与艰辛。
在周总理入住大使馆的当晚，印尼警方出动了几十名防暴警察保卫使馆，并在周边实行戒严。在使馆前面的大街上，还安排了一个宪兵排在街上巡逻，以处理突发情况。此外，还有一批便衣也在使馆附近巡逻。
这样的防护并不夸张，因为当晚在使馆周围相继出现了两拨可疑人员，均被印当局扣押。
17日上午，周总理前往万隆，入住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18日万隆会议正式开幕，次日，黄镇大使就收到了一封检举信。
信的内容是，国民党特务在会议上安排了杀手，再次出现紧急情况，我方马上向印方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印方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此外，陈毅马上召开了一个内部紧急会议，他对所有中方人员说：“每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人人都要为总理的安全负责，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印方在接到中方的备忘录后，也十分重视，在万隆外围，印要求万隆所在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提防各种破坏活动的发生。
在市内，印方又安排了2000多名便衣，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并根据提前掌握的情报，将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暗杀队的所有成员，进行临时拘捕。
对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印方也增加了近20名安保人员。同时对周总理的出行也加强了警卫，如安排了两辆摩托车开路，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充当专车警卫。
七开会议结束，中国代表团为此次会议做出了独特贡献。周恩来提出以求同存异的方针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原则，他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