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74岁的左宗棠病故，众大臣定谥号却犯了难，连拟4个，慈禧仍不满。焦灼之际，一学者出了个主意，慈禧连赞：“就定这个，成全他往昔愿望！”
福州城的秋风带着咸涩的海腥味，却裹不住满城白幡的肃杀。
那年秋天，抬棺收复新疆的左大帅走了，消息传到紫禁城，连一向与他有嫌隙的慈禧都掉了眼泪。
朝野上下谁不知道，大清最后一根硬骨头折了。
谥号之争，表面是字眼斟酌，暗地里全是政治算计。
礼部那帮老臣抓破脑袋，先拟了“文忠”“文勇”“文肃”“文烈”四个谥号呈上去。
按说“文忠”已是顶级荣耀，李鸿章后来得的便是这个。
谁知慈禧眼皮一抬，全给打了回来，冷冰冰丢下一句：“太普通，配不上左公！”
这事透着古怪，左宗棠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国土，抬棺西征的豪情至今让人热血沸腾，一个“忠”字怎会不够分量？深扒才知，左宗棠生前没少让慈禧难堪。
当年太后想重修圆明园，他梗着脖子硬谏，把慈禧噎得下不来台；朝堂议事，他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哪管太后脸色。
慈禧对他，是又倚重又憋屈，如今人走了，“忠”字戳在这儿，反倒像提醒众人他们那些不痛快。
僵局持续数日，军机处烟雾缭绕。大臣们急得嘴角起泡，眼看左公灵柩都要南归了，谥号还悬着。
这时，熟读典章的许庚身站了出来：“不如用‘文襄’？”满堂寂静中，他缓缓道破天机，谥法有云：“因事有功曰襄”，唯有开疆拓土之功才配得上此字。
福康安平定西藏得此谥，洪承畴经略西南也得此谥，左公收复新疆，岂非更当得起？
反对声立刻炸了锅，按死规矩，大臣若未完成钦差使命而亡，不得用“襄”字。
左宗棠临终前奉旨督办福建海防，差事没办完人就没了，硬扣规矩确实不妥。
许庚身却力排众议：“左公之功早成定论！新疆建省、千里杨柳，哪一桩不是泽被后世？死抠条文，岂不寒了天下将士的心？”这话掷地有声，连慈禧都听进去了。
慈禧最终拍板那刻，藏着精明的政治权衡。
她一句“规矩是死的”，破例定下“文襄”，既全了左宗棠马踏天山的心愿，更借机昭示朝廷不亏待功臣。
可这“文襄”二字，细品仍有玄机。
它虽肯定战功，却比曾国藩的“文正”、李鸿章的“文忠”矮了半头。
张之洞听说自己死后也得“文襄”，气得在遗折里大骂，自觉功业远超曾国藩。左公若地下有知，怕也只剩一声苦笑。
谥号风波背后，站着那个从湖南泥地里爬出来的倔强身影。
左宗棠前半生写满坎坷：14岁中秀才，母亲却突然离世；二十岁中举，接着三次会试落第；在长沙书院半工半读时，连饭都吃不饱。
但困顿没压弯他的脊梁，反让他醉心农政、地理、兵法。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湖南，这个被人讥笑“狂士”的布衣，竟把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挡在长沙城外。
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是六十四岁那年抬棺出征收复新疆。
当时李鸿章高喊“新疆贫瘠，弃之不惜”，左宗棠拍案怒斥：“新疆不保，蒙古必失，京师危矣！”慈禧被他说动，可国库空空如也。
左宗棠硬是裁汰老弱、自筹粮草，甚至向洋商借钱充军饷。
西征路上，他命令士兵沿途种柳固沙，手栽的“左公柳”至今绿染戈壁；他推广棉花种植，编《棉书》教农民技术，把荒滩变良田。
两年血战，清军横扫天山南北，吓得沙俄乖乖交还伊犁。当地维吾尔老人至今念叨：“没左大人，我们早说俄语了！”
1885年秋，当“文襄”二字镌上左宗棠墓志铭时，大清朝野都松了口气。
对慈禧，这是对复杂旧臣的最终定调；对徐庚身等朝臣，是给天下人一个公道交代；而对左宗棠自己，“襄”字里藏着他最看重的天山风雪，那里有他亲栽的杨柳，有他收复的国土，有他留给中国最硬的底气。
左公铜像如今仍矗立乌鲁木齐红山顶，执书按剑，守望边疆。
他收复的土地占今日中国六分之一，比一百个谥号都更有分量。恰如史家所言：“若无左宗棠，中国地图早该重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