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逃到香港的国军中将张际鹏花光积蓄后，想去台湾遭到拒绝，穷困潦倒之下，

1950年，逃到香港的国军中将张际鹏花光积蓄后，想去台湾遭到拒绝，穷困潦倒之下，只得写信向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求助。   张际鹏出生在湖南醴陵，年少时聪明勤奋，靠着一股拼劲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那个将军辈出的年代，能挤进这所军校的第一批学员，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权力场，当年北伐打得热火朝天，张际鹏冲锋在前，攻打武昌城时带头破门而入，赢得了上层的嘉奖，也为自己铺下了升迁的路。   从北伐到抗战，张际鹏并非最耀眼的那一批人，但始终稳扎稳打，他一路升任旅长、师长、军长，战场上不曾怯懦，也积攒下不少功绩，抗战结束后，曾被派去担任战地视察组组长，实际上是前线的“监督员”，地位虽不是顶尖，却也不容小觑，到了内战阶段，他暂时归属在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原本担任军长，后来被调任副司令官，表面提拔，实则被架空，陈明仁当时正筹划起义，对张际鹏心存疑虑，把他调离兵权核心，算是防患未然。   1949年夏天，湖南起义爆发，陈明仁在通电中列上了张际鹏的名字，想借此稳住局势，制造“广泛参与”的印象，张际鹏并未参与，却因此背上了“通共”嫌疑，情势一变，他带着家人连夜南逃，辗转到了香港，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一段人生。   初到港岛，张际鹏手里还握着一些变卖祖宅所得的黄金和美金，他在九龙租了公寓，生活暂时无忧，还能与逃亡同僚保持联络，继续幻想有朝一日能重返军界，当时的张际鹏，虽然脱下军装，却仍然坚持每日研读电报、画战图、联络旧部，期望有机会“再起”，然而局势变化迅速，昔日的战友各自为营，台湾当局对任何政治背景不清者都持保留态度，张际鹏的申请如石沉大海。   黄金终究有限，尤其面对飞涨的物价和不断扩大的支出，张际鹏不懂得理财，听信他人建议投资房地产，结果遭遇诈骗，损失惨重，为了维持生计，他甚至涉足地下赌场，想靠运气翻盘，却越陷越深，赌桌上不比战场，没有排兵布阵的余地，只有输赢两个结果，他输了积蓄，也丢了尊严。   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张际鹏从市区搬到乡郊，从舒适的公寓搬进简陋的阁楼，妻子靠缝补衣物挣点小钱，孩子们辍学帮忙生计，有的去码头扛货，有的在街头兜售香烟，家中再也看不到昔日将军的影子，只有一屋子的疲惫和压抑，最艰难的时期，张际鹏甚至靠慈善机构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   在这一切困顿之中，他想起了袁守谦，袁是黄埔同学、湖南老乡，当年还曾在抗战时期共事，如今在台湾政坛如鱼得水，是蒋氏父子的亲信，张际鹏提笔写信，把家中的困境一一道来，言语中满是哀求，他知道自己被误解，却无法解释；知道袁有影响力，却不确定能否施以援手。   袁守谦起初回信，寄来一笔钱，说当前时局不稳，暂时不宜赴台，张际鹏理解，继续等待，可等了一年又一年，回应却越来越少，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贴上了“靠不住”的标签，在那个疑心重重的年代，一旦被视为不忠，便很难翻身。   1952年冬天，妻子因肺病去世，家中无钱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那一夜，屋外天降大雨，屋顶漏水，屋内一片湿冷，张际鹏坐在床边，手里捧着发黄的黄埔同学录，久久没有言语，那是他人生中最孤立无援的时刻，连昔日的勋章也被拿去典当，只为换几餐温饱。   转机出现在1954年底，或因袁守谦在台北政治圈的运作，或因救济机构揭露他曾在抗战中营救特工的事实，张际鹏的申请终于获得松动，1955年夏天，他带着仅存的家人登上前往台湾的船，结束了在香港长达六年的流亡生活。   抵达台湾后，张际鹏并未获得实职，他被授予“退役少将”的头衔，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生活虽谈不上富裕，但总算摆脱了贫困，他在台北郊区租了间小屋，靠自己做的湖南辣酱贴补家用，他把辣酱装进玻璃瓶，贴上手写标签，拿到市场售卖，偶尔还能遇到老乡，彼此寒暄几句。   在台湾的日子，他不再提起过往战功，也不再参加黄埔校友聚会，他选择低调地活着，把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收敛到最窄的范围，家中陈设简单，唯一显眼的是那枚青天白日勋章，被他摆在书架角落，不再张扬。   1970年，张际鹏因病去世，讣告只有几行字，未提生前战役，不提军功，也不提艰难流亡的岁月，他的人生仿佛被浓雾遮蔽，只剩一页档案，静静地躺在某个柜子里。   张际鹏的经历并不独特，许多在内战后期失势的将领，流亡香港时都经历过从高处跌落的痛苦，他们曾在抗战中奋勇杀敌，曾在权力中风光无限，却在转瞬之间成为被牺牲的边缘人，有的选择转向海外，有的隐姓埋名，有的甚至客死异乡，连墓碑都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