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的镜头又黑了一块。 半岛电视台记者安纳斯·沙里夫，在沙菲医院门口和五名同事一

加沙的镜头又黑了一块。 半岛电视台记者安纳斯·沙里夫，在沙菲医院门口和五名同事一起，被一发精准空袭抹去。以军没有否认，反而甩出一句“他是哈马斯头目”，还配上“训练名单、薪资记录”的老三件。熟悉的桥段又重播：先给人贴标，再把现场清空，最后让证词失声。 这套话术，巴勒斯坦记者太熟了。2018 年“大回归”抗议，穿着“PRESS”防弹衣的亚西尔·穆尔塔贾被以军狙杀，随后被指“哈马斯成员”。几年后媒体翻检档案，发现他曾被哈马斯拘押殴打，所在机构还通过了美国政府审核——以军口中的“调查”，七年无下文。2019 年，瓦利德·马哈茂德被以色列媒体污蔑“运营亲科尔宾页面、属哈马斯”，可这人公开批评过哈马斯，还因此坐过牢。英国大选一结束，栽赃的报道悄悄删了，澄清没有，道歉没有，污点留下。 到 10·7 之后，这条线直接制度化。以色列舆论团体“诚实报道”点名把美联社、路透社的多名记者往哈马斯上挂；部长们公开怂恿“把他们当恐怖分子处理”。《+972 杂志》披露过细节：战后成立了一个“合法化小组”，专门搜罗能把加沙记者塑造成“武装分子”的材料，“为了宣传服务”——消息源的话，不是外人的想象。 于是到沙里夫，配方不变，剂量加大：三份“文件”，互相打架。其一写他是“战斗人员”，状态却是“暂停、未分配”，还记录了训练爆炸导致“左耳重度听损、视力下降、长期偏头痛”。其二把他 17 岁生日当天写成“入伍日”，可哈马斯的最低入党年龄是 18 岁。其三说他曾在卡桑旅精锐“努赫巴”，可一个重伤在身的人，怎么进梯队、又怎么从“精锐”降回“普通”？更离奇的是，今年早些时候他在沙菲医院被以军短暂拘押、审讯后当场释放。一个“危险头目”，放回去继续在街头直播两年，手机常在线、帐篷住公开，这和“严格潜伏、听令行动”的作战常识完全冲突。 别的案例也一样尴尬。哈姆扎·达赫杜赫被炸后，以军贴出一张“缴获电脑截图”称其为“工程师”；时间戳却把一个 10 岁孩子写成“2007 年授衔”。哈姆扎之死，《华盛顿邮报》调查推翻了“操控无人机侦察”的说法。逻辑站不住，就换第二套招：翻社交媒体、翻历史合影。你和谁同框过、转发过什么，就足够定性——“关联即证据”。问题是，按这套逻辑，把以色列记者服役、预备役的经历一并贴上去，岂不人人可打？连以色列本国媒体人都点破：若“过往武装经历=现时合法目标”，以色列的记者大半也躲不过。 美国记者瑞安·格里姆说得直白：“一个人连续两年在前线直播，你却叫他‘秘密恐怖分子’——这不是反情报，是自我催眠。”把活人抹成“编外恐怖分子”，事情就简单了：不必面对“你轰炸了记者”的追问，国际法的麻烦也能绕开；反过来，任何来自加沙的影像、哭声、数据，都可以一句“哈马斯宣传”盖棺。 别误会，这不是孤例，是方法学： 第一步，制造“文件”。哪怕错误百出，先把“组织属性”钉上去； 第二步，投喂“合影”。战地环境里几张同框照，足以把人拉进“关系网”； 第三步，剪贴“言论”。把愤怒、悲怆、抵抗语汇拼成“极端主义佐证”。 最后一步，轰炸，随后发稿：目标击毙，威胁清除。 更冷的是时间点。沙里夫死在加沙城外，而以军正准备把战线推回这座已经被轰了又轰的城市——“再清一次”，需要一种“没有证人”的安静。记者是战场上的记忆卡，你不拔掉，就总有人能把影像拷走。把“记者”重命名为“战斗员”，法律风险降到最低，舆论噪音也小很多——这是这场战争里最“高效”的一门学问。 有人会问：即便他曾经拿过枪，就该死吗？答案也写在以军自己的现实里——不少以色列记者有过现役或预备役经历，没人因此把他们列为“合法打击”。双标不是漏洞，是设计。只要你在加沙，只要你还在拍，只要你在提醒世界这场战争如何碾过病房、操场、棚屋，你就更接近那个“标签”。 参考资料：《 以军杀害记者并称其为哈马斯成员,联合国官员:毫无根据-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