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想枪毙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但棍字也不好

张宗昌想枪毙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但棍字也不好写，张宗昌笑了：“要不还是发慈悲，把你放了吧。”逃兵也没想到，因为张宗昌是文盲，自己捡了一条命。 话说山东王张宗昌，这哥们儿放现在绝对是顶级流量，自带热搜体质。有天他要枪毙一个逃兵，多大点事儿，在那个年代，人命跟草一样。他拿起笔，准备大笔一挥写个手令。可尴尬了，“毙” 这个字，咋写来着？憋了半天，脸都红了，愣是没想起来。 手下人看着也着急啊，这大帅下不来台，倒霉的可是自己。张宗昌眼珠子一转，有了：“他娘的，不枪毙了！改成打二百军棍！” 众人刚松口气，准备去拿棍子，张宗昌又犯难了。这……“棍” 字的笔画也不比“毙”字少啊！写不出来还是写不出来。全场鸦雀无声，估计那个逃兵的裤子都湿了，这来回折腾，简直是地狱过山车。 就在这节骨眼上，张宗昌自己先笑了，一拍大腿：“算了算了，看你小子运气好。老子今天发慈悲，滚吧！” 就这么着，一个逃兵，因为他家大帅是个文盲，捡回了一条命。这事儿你上哪儿说理去？你说是喜剧还是悲剧？这背后藏着的，是那个时代最真实、也最荒诞的逻辑：权力，跟文化、跟道理，有时候真就一毛钱关系没有。 就说张宗昌本人，外号“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这放现在，不就是凡尔赛文学的鼻祖吗？但他不是装的，他是真的不知道。钱和兵是抢来的，姨太太也是。看着顺眼，直接收了，随便找个房子一安顿，门口贴张纸“张公馆”，完事。过段时间忘了，姨太太们可能又重操旧业，手下人还互相招呼着去“照顾生意”，他知道了也不气，嘿嘿一笑就过去了。 这种混不吝的劲儿，本质上是对一切规则的蔑视。 他还特爱写诗，堪称“白话诗”界的泥石流祖师爷。什么“大炮开兮轰他娘”，什么“忽见天上一火镰，好像玉皇要抽烟”。你读着想笑，但笑着笑着又觉得有点发冷。一个能随时决定你生死的人，他的精神世界竟然如此……清奇。 这股风气，在当时可不是孤例。和他并称“山东二愣”的韩复渠，也是个奇葩。视察监狱，一个县的监狱是空的，他大加赞赏，说案子办得快；到下一个县，监狱也是空的，他勃然大怒，骂县长“这么大个县没一个犯法的，你是不是把犯人给卖了？” 他们的世界里，没有标准，标准就是他们自己。 今天高兴，你就是对的；明天不爽，你还是错的。 这种现象，其实离我们并不远。2025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看到一些类似的风气？一些所谓的“大V”、“网红”，没什么过硬的知识储备，就靠着一股子生猛、敢说、接地气的劲儿，收获百万千万的粉丝。他们输出的观点，有时候就像张宗昌的诗，漏洞百出，逻辑感人，但就是有人追捧。为什么？ 因为这种简单粗暴的表达，满足了一部分人对“真实”的渴望。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讲究包装的社会里，这种“俺就是这样，爱咋咋地”的态度，反而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厌倦了精致的废话，宁愿去拥抱粗糙的真理，哪怕这“真理”有时候错得离谱。 这和当年老百姓看军阀的心态，何其相似。一方面，你恨他们横征暴敛，草菅人命；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他们那些哭笑不得的段子，成了苦闷生活里唯一的调剂品。 再比如“东北王”张作霖。这位可是个狠人，但他的“狠”里头，也带着一股子行为艺术的味道。据说有天他在街上溜达，被一个卖豆腐的吆喝声吓了一跳。多大点事？张大帅不，他觉得丢了面子，当场下令把人抓回大帅府，要枪毙。 等把小贩拖到操场，张作霖亲自操枪，“砰”的一声，小贩应声倒地。结果呢？人家爬起来拍拍土，嘛事没有。原来张作霖放的是空枪。然后他得意洋洋地对小贩说：“你刚才吓我一跳，现在我也得吓你一跳，扯平了！” 这叫什么？权力的极致，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跟你开玩笑，而你连害怕的权利都没有。 那个逃兵是幸运的，可那些没那么幸运的呢？张宗昌给士兵发饷，一人就发五毛钱，士兵们拿了钱自嘲：“再给张大帅打五毛钱的仗。” 这笑话里，藏着多少辛酸和无奈？ 冯玉祥为了稳定军心，忽悠士兵说天上的乌鸦比飞机多，乌鸦拉屎都砸不到你，飞机扔炸弹就更砸不到了。结果第二天部队不做隐蔽，被炸得伤亡惨重。这哪里是笑话，这分明就是用无知去堆砌的坟墓。 如今的社会，当然比军阀混战时文明、有序千万倍。但那种“权力与知识脱节”的影子，依然在某些角落若隐若现。 说到底，张宗昌和那个逃兵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系统，无论是国家、军队还是一个公司，它的运转逻辑不再依靠制度、规则和知识，而是完全取决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个人能力时，那将是多么可怕和不可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