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祁连山里风雪交加，一支千余人的队伍穿着破烂的衣服，缓慢地向前进。

他们是西路军李先念率领的一个支队，刚刚突围而出，准备走到新疆去。

李先念不知道的是，部队的行踪已经暴露，马步芳正在调集重兵，准备对其进行追击。

而此时，部队经不起任何一次进攻，因为将士们饥寒交加，战斗力很差，一旦遭遇袭击，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全军覆没。

但是，李先念支队是幸运的，马步芳的一个报务员扣下了他的调兵的绝密情报，拯救了这支濒临绝境的队伍，保留了红四方面军的火种。

这是怎么回事，马步芳的报务员为何会帮助西路军？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2.1万余人在经历了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战斗后，虽然歼灭马家军2万人，但自身损失也很大，只剩下3000余人。

就这么点人，已经无法完成既定目标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把部队带回去。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作出三项决策，首先，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其次，剩下的3000余人分散打游击，分三路突围出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

会后，西路军分成三个支队，王树声、孙玉清等人率9军剩下的1000多人作为右支队，沿祁连山向西北游击；毕占云和张荣等人率特务团一部、伤员和妇女团留下来就地打游击；李先念、程世才等人率30军1000多人作为左支队，穿越祁连山去新疆。

右支队开拔后，鉴于目标太大，决定分散游击，9军军长孙玉清带着一部分将士，以及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等6人，在行军途中遭到叛徒出卖，结果被巡山的马家军骑兵发现，经过一番激战，所部损失殆尽，孙玉清及电台人员都被俘虏。

马步芳残忍至极，对于抓捕的红军将士，要么严刑拷打，要么残忍杀害，孙玉清被捕后不久就惨遭处死。

但是，被捕的电台人员就幸运得多了。

此前，西路军总部有个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作刘景炎，他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而马步芳及马家军的许多将领也都曾是冯玉祥的部下，彼此都很熟悉。

西路军撤退前，许多失散人员被俘，其中就包括刘景炎，当时他被马忠义部俘虏。

马步芳的哥哥骑5师师长马步青也认识刘景炎，他听说刘景炎被俘，便找到马忠义，将刘景炎要到武威，让其在电台服务。

好巧不巧，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刘景炎是老同事，两人在电报来往时一听如“故”。

右支队的电台人员被俘后，刘景炎打算设法营救，他知道张之俊与马步芳很熟，便给张之俊发去一封电报，说被俘人员中不少人是自己的学生，请张之俊念及同行关系，设法施救，张之俊答应了。

更巧的是，当时马家军总部缺乏电讯人才，马步芳曾让张之俊想办法找人，张之俊想起此事，顿时心生一计，马上找到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说西宁电台中能上机的人不多，而被俘人员中有不少人才，不如为己所用，少杀些人也可积些阴德，熊维邦表示同意。

在熊维邦的支持下，张之俊给马步芳写了个报告，说：

我们电台日渐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在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

马步芳看完报告后，认为可行，便让人在被俘人员中清查，被俘的刘俊英、刘玉庭、曾庆良等6人很快便被送到西宁，在张之俊的安排下，6人都在西宁电台服务。

这其实是马步芳的一个疏忽，因为曾庆良等6人刚被俘就被安排到涉及军政机密的电台工作，太不妥当了。

而对西路军来说，这一连串的巧合，恰为李先念支队的生存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7年3月上旬，李先念带着部队在祁连山缓慢前进，头顶上的飞机却时不时飞过去，结果部队的行踪就被蒋介石知道了。

很快，马步芳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密电，说空军发现千余名西路军正沿祁连山腹部西进，让他派重兵围剿，务必全歼。

马步芳不敢怠慢，当即作出部署：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抽调一个骑兵团，由参谋长郭全梁率领，沿都兰县方向进行追击；驻扎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马上派出主力骑兵就近围剿。

很快，马步銮就派出去了骑兵团，而给马彪的命令则被写成电文，电文最后还写着四个字：十万火急！

如果这份电报发出去，以马家军兵力之优势，马彪骑兵主力之厉害，李先念部绝无生还可能，但奇迹再次发生。

马步芳的命令下达后，被译成密码后送到熊维邦手里，如此重要的电文，本该他亲自发出，他却交给了别人。

原来，大家以为仗打完了，对保密都不太上心，首先密码就有问题，他们用的是“旋密”，即在明码上稍微改了一点，懂电报的人一看就明白。

其次，西宁电台的工作人员普遍存在懈怠心理，之前忙活了好一阵子，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

尤其是熊维邦，他在打仗前刚结婚，新婚燕尔却好久没回家，现在刚消停下来，他打算回家歇几天，要不然老婆该着急了。

正因如此，当熊维邦收到电文后，因为急着回家，所以连电文内容都没看，就交给替自己当班的报务员曾庆良了，也就是此前被俘的西路军电台人员，自己则回家逍遥快活去了。

曾庆良出生于1917年，1931年14岁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别看他文化水平不高，却在电讯方面有着过人天赋，曾在红一方面军担任报务员，后来转入红四方面军担任报务员，直至参加西路军西征被俘。

曾庆良委身敌营是迫不得已的，一直在想办法回去，但苦于没有机会。

熊维邦将电文交给曾庆良后，起初曾庆良误以为是一封普通电文，但本能促使他翻译密码，看到内容后吓了一大跳：这封电报要是发出去，李先念支队就要遭遇马家军的前后堵截了！

此时，曾庆良在西宁电台才待了20多天，却已经得到熊维邦的信任，可见他业务能力出众，还特别善于伪装自己。

曾庆良决定，即便自己牺牲，也要挽救西路军，于是他在电报机上随便按了几下按钮，装作电报已经发出去了，然后将电文放在熊维邦办公桌上，就下班回宿舍去了。

接下来四天，熊维邦都在家里陪老婆，马彪部骑兵主力按兵不动，李先念部却越走越远。

直到四天之后，马步芳收到消息，他的部下刘呈德在玉门附近的青山头与李先念部交上火了，他这才意识到不对，怎么祁连山的西路军没有遭到进攻，马彪跑哪儿去了？

带着这个疑问，马步芳首先下令将调往都兰县的骑兵团撤回，以随时增援青山头，然后给电务处主任赵焕耀打去电话，“给马彪的电报发出去四天了，怎么也不见回报？”

电务处是领导电台的，与电台在同一个院子里，赵焕耀便马上去找张之俊询问，张之俊也是一头雾水，就跑去问熊维邦是怎么回事，熊维邦回机房查看，却发现电报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当时脑袋就大了，知道这次闯大祸了。

很快，熊维邦就将曾庆良找来，问他为何不将电报发出，他却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主任，机子里噪音太大，我发了几次都没发出去，要不我现在试试？”

熊维邦脸都气绿了，只是骂了曾庆良几句，就跑去找张之俊和赵焕耀解释，张之俊说，“肯定是曾庆良故意不发出去的！”

赵焕耀也附和说，“肯定是这样的，这可是一封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文，电报稿虽然是密码，但稍有发报知识的人都能看懂！”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但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而是怎么向马步芳解释，要是说不通，大家都别想活。

思想前后，张之俊想到一个办法，他对二人说，“如果对马步芳说，电报是曾庆良扣下的，别说他活不了，我们也没好果子吃，不如说这几天天气不好，信号干扰太大，电报一直发不出去！”

于是，三人找到译电处主任朱长玉，他与马步芳关系较好，请他代为说情。

朱长玉去找马步芳后，三人就在电台等着，不一会儿消息传来，马步芳并不打算追究，众人这才松了口气，曾庆良也逃过一劫。

马步芳为何不追究？

因为他此前已经消灭西路军大部，保护地盘的目的已经达到，对于西路军少量残部，他并不太放在心上，马彪没收到电报也不打紧，反正部队没损失，西路军也要去新疆了，做做样子给蒋介石看就行了。

正是因为电报没有及时发出，李先念部免遭灭顶之灾，虽然还是与马家军遭遇了，但遇到的不是主力，部队损失不大。

后来，李先念带着部队辗转来到新疆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去到迪化，之后又转道去了延安。

而扣下电报的曾庆良，运气也是很不错的，侥幸逃过一死后，继续在西宁电台任职。

抗战爆发后，马步芳打算将西路军俘虏送到南京去，以此从蒋介石那里换取援助，蒋介石表示同意。

曾庆良因为扣押电报之事，与其他5人被当作“不可教化”分子，也被列入移送南京名单，先是被送到兰州“临时感化总队”接受思想教育，之后又被送去西安。

在去西安途中，途经平凉以东40里的同贤镇时，红军援西军实施营救，最终将曾庆良等6人救下，曾庆良由此回归组织。

此后，曾庆良继续从事电台工作，他长期扎根西北，参加了抗战和解放战争，到解放前做到了西北野战军通信处政治委员。

作为一名为西路军、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曾庆良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以后长期担任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1996年去世。

李先念在祁连山的时候，并不知道曾庆山扣押电报之事，抗战前后他才得知真相，晚年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感慨万千，如果没有曾庆山，他可能就埋骨祁连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