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陈赓找到一推拿医生：过去的事由中央承担责任，你咋不来找我 “老董，中央可没忘你，怎么从来不到北京找我？”——1961年2月7日夜，陈赓推开上海市委招待所六楼的房门，话音未落，满头华发的董健吾就被将军一把搂住。房里灯光很暗，茶几上只有半壶温水，两人却像久别的兄弟，说话一句赶一句。 这场久违的会面来得突然。两个月前，美国记者斯诺在北京对毛泽东提到“王牧师”，并感叹“若不是他，我未必能走进陕北”。毛泽东挥手：“这人得找到。”随后，周恩来、罗瑞卿展开拉网式搜索，终于在上海南市区一间不起眼的推拿馆里发现他。三十年谍影奔波，落脚竟是给人捏肩揉背，这反差让陈赓心里五味杂陈。 时间倒回到1936年6月西安。宋庆龄把一张名片剪成两半，左半交给斯诺，右半塞进董健吾手中。暗号定得简单——“在北平的MS认识吗？”“那是我的老朋友。”一问一答，保命符号。三天后深夜，西京招待所敲门声响，两人对上信物，只一句寒暄，董健吾已领着斯诺踏向去延安的土路。此后，斯诺写下《西行漫记》，世界第一次看见真实的红军，也埋下今天这场重逢的伏笔。 董健吾出身并不寒酸。1891年正月初五，上海青浦一声爆竹，他降生在富绅之家，祖母信基督，早早请来洋人女牧师教英语。圣约翰大学、神学院一路读上去，校长卜舫济想把他塑造成接班人。偏偏“五卅”枪声震碎了留声机里悠扬的圣诗，他扯下教会挂起的星条旗，换上青天白日旗，再被愤怒的学生拥上讲坛，高喊“还我同胞”。卜舫济无奈，把这位叛逆学生扫地出门。 革命的火种就这样点燃。北伐军路过西安，他投身冯玉祥部；蒋介石清党那年，他托同学浦化人介绍，深夜在油灯下宣誓入党。1928年，陈赓看重他“牧师”身份的绝佳伪装，拉入刚成立的中央特科。古董店老板、教堂唱诗班指挥、魔术表演观众，每一种扮相都配合新的任务。最惊心动魄的，是侦察白鑫的上海行动。手拄拐杖的老人、戴礼帽的洋行买办，两幅皮只隔一夜。递交路线图那天，陈赓拍着桌子说：“准！”三小时后，淮海中路枪声突起，白鑫伏尸街头，“打狗队”无一伤亡。 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叛变。董健吾按规矩买好24日“建国号”船票，却临时改乘“洛阳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步救了自己，也让特科保住了最隐蔽的一条单线。抵沪后，他连夜报告周恩来：“顾顺章行迹不轨，疑已失守。”上海地下机关因此提前转移，挽回无法估算的损失。 七七事变后，特科体系大部撤离。董健吾却被潘汉年指定“潜伏原地”，化名王牧师，在伪中央警官学校教伦理学。联系点被一次次摧毁，他与组织失去电台，却仍暗中救出了十余名被捕的新四军士兵。有人质疑他的身份，他只是摇头：“我不过一介教书匠。”直到日本投降，上海易帜，他又从容参加厉百川劝降苏州的周旋，把两个旅轻送给人民解放军。 1949年后，他没有自报名册，也没去找昔日首长要编制，只在江南巷口挂块木牌：董氏推拿。三分钱一次，操劳一天才够买两斤大米。孩子们问：“爸爸，您不是打过鬼子的吗？”他摆摆手：“过往都封存吧。” 最先重新掀开这卷尘封档案的人，是斯诺。1960年冬，他对毛泽东说：“我欠那位王牧师一句‘谢谢’。”毛泽东转头问周恩来：“能不能查？”“能。”答案干脆。可真正抓线索的，是罗瑞卿。上海公安局翻遍户籍，找到一个董姓的推拿医生；照片和档案里那位中央特科联系人重叠，无误。 陈赓奉命来沪，心中只有一句话：“不能让功臣带着委屈过晚年。”当他问董健吾想要什么，老人摇头：“能继续看病、写点资料，就挺好。”将军按粟裕建议，报11级干部待遇，月薪二百。上海市政府想分套房子，他却回信婉拒：“我占国家够多了，现住陋室也安稳。” 1967年，他捧着厚厚的回忆稿，交给市参事室：“材料未必全准，起码能给后人做个坐标。”1970年夏，他因胃癌住进瑞金医院。病房里，他对来看望的故友笑谈：“我这身骨头折腾了半生，该收官啦。”年底，79岁的心脏停跳。 陈赓后来向朋友感叹：“董健吾这种人，活得像地下水，渗过岩层，却养活整片森林。”老上海弄堂里那块“董氏推拿”木牌早被岁月打磨得模糊，故事却在茶馆、书摊间流传。有人问他到底是医生还是牧师，他若还在，大概会眨眨眼说：“都是假扮，真身份？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