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主席得知谭启龙境遇，嘱咐周恩来：他的情况我清楚，安排工作 71年9月的一个午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传出一句轻声询问：“放牛娃子，你还好吗？”短暂的寂静后，回答同样简洁：“感谢主席关心，挺得住！”靠窗的毛泽东放下茶杯，笑着点点头，转向周恩来，“谭启龙的情况我清楚，安排个合适的岗位。”周恩来微微颔首，身旁秘书已在本子上记下指示。 那场工作会议本是讨论当前形势，主席却专门抽出几分钟谈起这位久未露面的老部下。许多人不解——一名因“问题”被闲置多年的地方干部，为何能让最高层如此惦记？答案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湘赣边地说起。 1928年，永新的稻田旁，14岁的谭启龙放下牛鞭，跟着苏维埃宣传队走进贫农夜校，他第一次听到“翻身”二字。放牛娃听得入神，第二天便执意报名当“红小鬼”。没人愿意接收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可他死守门口，直到队长点头。由此，少年谭启龙正式迈入革命队伍。 井冈山的雨夜，他扛着半人高的木箱穿过丛林；瑞金的操场上，他领着少年先锋队高唱《国际歌》；湘鄂赣的山谷间，他与十几名战友躲过围剿，三年游击弹尽粮绝仍不投降……这种“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干到底”的劲头，让上级一次次选派他去最困难的地方。 1933年到中央苏区马列学院深造时，他才第一次坐下读完一本整书。毛泽东见到这个黑瘦小伙，先问家底，又叮嘱：“识字，多想，再挑重担。”一句话点醒谭启龙：革命并非只靠冲劲，还要靠学问。此后，每到战斗间隙他都揣着毛边书，看到生字就刻在枪托上，白天背诵，夜里默写。 抗日、解放、渡江，每一次大考结束，他都从前线走到行政岗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时期，他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装进镜框挂在床头；到山东后，他又把厉家寨的石头梯田当成课堂，硬是把旱塬改出成方连片水稻田。老农拍着他的粗布衣说：“谭书记，这人能跟土地较真，我们服。” 然而1966年开始的政治风浪打乱了一切。谭启龙被点名“有问题”，隔离审查。关押点仅数十平方米，高温闷得人喘不过气，他仍坚持写调查笔记，一页一页夹在破棉被里。看守嫌麻烦不搜，被子随他辗转几处，直到后来才在缝隙里找到密密麻麻的“山东农业水利图”。有人讥笑他傻，他摇头：“数据在，饭种得出来。”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主席突然询问“谭启龙来了没有”，让筹备人员措手不及。两年后，毛泽东的这份惦念在1971年的工作会议上变成明确指示。几天后，中央组织部文件下达：谭启龙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曾经的“问题干部”重新站在红色地图上。 赴闽第一天，谭启龙没进机关大楼，而是直奔山区看木麻黄林。他掰着手指算账：“海岸线长，风沙急，先固沙，再谈产量。”此举惹得省里几位部门负责人面面相觑，但三年后，福建沿海多了一道苍翠防风带，木麻黄与甘蔗间作模式也被农业部推广。 1979年，他已年近花甲，却又受命调往四川。川北冬雨连绵，他顶着湿冷跑遍21个县，掏出在山东积攒的那本“水利图”，对技术员说：“山高，不是借口；水薄，也能调配。”当地干部打趣：“谭书记拿着一本旧账本闯新市场。”事实证明“旧账”管用——川北石梯田里的双季稻当年就突破亩产纪录。 1986年春，当邓小平在成都单独约见这位“老班长”时，谭启龙已递交了退居二线的报告。邓小平开门见山：“你想去哪里安度晚年？”谭启龙想了想，还是点名山东，“那里干过活，湿气小，人也熟。”邓小平笑道：“成，全力安排。”随即提笔写下六字横幅——“人间重晚晴”。旁人都清楚，小平同志极少为在世干部题字，可他为谭启龙破例。 晚年回到济南，他的行李依旧是一只灰旧帆布包，里面放着那幅题字和一本已经翻旧的“小红本”。有人请他回顾功过，他摆手：“没啥传奇，就是一直干活。”2003年秋，他在医院抢救室平静离去，省里照例开追悼会，他生前常穿的蓝布中山装被摆在灵前，胸前口袋还插着自制调查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到最后一行：“地脉不息，人可期。” 放牛娃、红小鬼、省委书记，这几个并不对等的身份后面，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实干与谨慎。回想71年那句“安排工作”，其实并非简单的人事关照，而是最高领导对一个顽强革命者价值的确认：经历风浪仍不改本色，这样的人，国家总要给他一个位置，让他继续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