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抗日英雄谢晋元遗孀带着4个儿女流浪街头，一度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绝望中，她决定写了一封求助信，收信人就是：陈毅市长...... 1949年夏天，上海刚刚解放，街头巷尾还留着硝烟的味道。 就在城隍庙一带，一位衣衫褴褛的妇人抱着一个幼子，身边三个孩子蜷缩在角落，饿得直打哆嗦。 她的怀里揣着一封写在烟盒纸上的信，字迹模糊，信的收件人写的是“上海市长陈毅”。 谁能想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女人，竟是八年前守四行仓库、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的抗日名将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 谢晋元1937年淞沪会战时率“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举世皆惊。 可这位民族英雄在孤军营被刺杀后，留下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日子举步维艰。 国民党政府刚开始给了点抚恤金，不久就以“国库吃紧”为由中断。 没过几年，连谢晋元留下的怀表都被拿去当掉，换回几斤大米。 她想靠丈夫的名声谋条生路，找几个旧部合伙开作坊，结果合伙人卷钱跑路，弄得血本无归。 1949年前后，物价疯涨，一袋面粉要价比战前半间房子还贵。 凌维诚带着孩子跑到码头捡煤渣，去野地里挖野菜。 再坚强的女人，这时也快要挺不住。 解放军进城后，她第一时间带着孩子挤回市区，想着去找当年的孤军弟兄。 可四行仓库早已是断壁残垣，只剩野狗乱窜，老战友踪迹全无。 绝望中，她在难民收容所蹲下，用借来的半张纸写信：“谢晋元遗孀携四子，无家可归，望政府怜恤。”那是她最后的求生一搏。 这封信几天后送到市长陈毅的案头。 彼时的上海百废待兴，全城粮食只够吃半个月，煤炭缺口几十万吨，难民多达十几万，财政紧张到极点。 可当他看到“谢晋元”三个字时，手指一下停住了。 十几年前，谢晋元的绝命书在苏南广为流传，那句“誓与阵地共存亡”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如今，这位将军的家人竟然流落街头，这让陈毅心里如同针扎。 陈毅没有推给下属，当天下午就带着两个警卫员亲自去找。 破庙里，凌维诚正在用破碗舀稀粥，孩子们眼巴巴地围着。 最小的冻得直哭，她只能把孩子死死搂在怀里。 看到有人进来，她本能地护住碗，直到陈毅开口说：“我是陈毅。”碗啪地掉在地上，她整个人哆嗦着，泪水一涌而下。 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大市长会亲自踏进这又冷又臭的破庙。 陈毅没有说什么空话，他蹲下来摸了摸孩子冻裂的手指，随即吩咐警卫员： “把我宿舍边上的两间空房收拾出来，明天让他们搬过去。” 转头又对凌维诚说：“孩子该上学了，我明天派人送条子去学校。” 说得轻描淡写，可在那样的年月，能为烈士家属腾出住房、解决子女入学，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保障。 搬进吴淞路新家的那天，邻居们都跑来看稀奇。 有人纳闷，这家人几天前还在捡煤渣，怎么突然住进了砖瓦房？ 一听是谢晋元的遗孀，许多亲历过淞沪战火的老人当场红了眼。 附近杂货铺的老板硬塞给孩子们一篮糖果，说：“你爹当年在四行仓库打日本人，我们在对面看着，他没退过一步。” 几天后，教育局的人专门送来课本和笔墨。 大儿子谢继民第一天上学，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他们的父亲是保卫上海的英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 那一刻，谢家孩子挺直了脊梁。父亲的名字，不再只是传说，而成了他们自豪的身份。 事实上，当时上海像凌维诚这样无依无靠的烈属并不在少数。 陈毅在一次市政府会议上强调： “我们打天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英雄的家人不受委屈。 要是连谢晋元的孩子都没学上，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谈为人民服务？” 很快，市里成立了优抚委员会，挨家挨户登记烈士家属。 那年冬天，几百户烈属搬进了新房，上千个烈士子女走进了课堂。 此后，凌维诚在住处开了一家小烟纸店，虽然赚不了大钱，但足够糊口。 街坊邻居都知情，总会多给点钱，帮衬一二。 孩子们放学回来就帮母亲看店，生活慢慢安稳下来。 1950年春天，陈毅又一次登门，看她的生意，还笑着说：“有难处就直说，别跟政府客气。” 陈毅走后，凌维诚对着丈夫遗像掉泪：“你看，这世道真的不一样了。” 岁月流转，四行仓库那面布满弹痕的墙成了纪念地。 凌维诚常带孩子去，指着弹孔说：“你们父亲就在这儿，把鬼子一次次打退。” 孩子们不懂太深的道理，但他们知道，父亲是英雄，而新中国没有忘记英雄的家人。 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而是有人在最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一个国家，能否善待英雄的妻儿，就是它是否有希望的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