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总参谋长一职难定夺，毛主席：请在青岛的子敬出山 1949年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为共和国奠基的将帅，人们却发现徐向前并不在列，他正躺在青岛海边一间简陋病房内，胸腔里时不时抽痛。半年前肋膜炎第三次复发，让他连翻身都费劲。可就在这一天，军委机关里却出现一道特殊电报：总参谋部挂牌在即，人选僵持不定，毛主席亲笔批示——“青岛的子敬，是时候回来了”。 时间回拨到1946年，内战骤起。徐向前刚从延安转到绥德疗伤，仍咳得说话带血，却硬是写了请战书。中央考虑再三，批准他赴晋冀鲁豫军区“先养后战”。没过几个月，他便带着5万余人南取运城、北克临汾。作战盘盘紧凑，阎锡山号称“固若金汤”的晋中防线转眼被撕碎。前线流传一句顺口溜：“最后五分钟扛住了，就算赢”，这句话正是徐向前在运城城头喊出的。 1948年8月，晋中大捷后他奔赴西柏坡参加决策会议。路过石家庄时医生再三警告：“至少静养九十天”。他挥手回答：“三十天就够，太原还等着开门。”会场里他用沙哑嗓音汇报战例，毛主席饶有兴致地追问细节，听到“5万人吃下敌军10万”时笑着对身边人说：“打法新鲜，有胆有法。”然而会后病情恶化，他被劝回石家庄。彭德怀接过指挥枪，4月攻克太原，山西全省光复。 1949年夏，北平和平解放，筹建中央各部迫在眉睫。总参谋长人选最先摆到桌面，东野有林彪，华东有粟裕，中野彭德怀牵扯朝鲜方向，哪个都离不开原岗。会场僵持到深夜，毛主席抽着烟说：“干总参的，必须熟战场懂理论，还要沉得住气，子敬合适。”有人提醒他正住院，主席摆手：“埋头睡也比瞎忙强，身体会好起来。” 电报发到青岛，徐向前还在挂盐水。护士递过密封件，他坐起读完，只说了一句：“部队需要，就去。”这一句话让医护全都傻了眼。当月下旬，他被护送到北京香山休整，聂荣臻先暂代职务。三个月后，他正式挂牌总参谋长，留下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瘦削的脸，礼服松得几乎合身不了，却精神十足。 1950年10月，朝鲜战事迫近，志愿军后勤调度千丝万缕，徐向前日均批示文件三十件以上。高烧再次袭来，他靠冷水毛巾捂住额头继续审阅作战计划。聂荣臻见状劝他请假，他半开玩笑地回一句：“总参谋长多换几茬，指挥链得重搭，折腾得起吗？”一句轻描淡写，实则把个人安危放一边。 1951年5月初，中南海深夜灯未灭。毛主席正在听李维汉汇报，对门口轻声脚步格外敏锐，抬头一看是徐向前，立刻停笔相迎，压低嗓音问：“冷不冷？”徐向前答得简短：“能跑能跳。”主席抛出一句：“坐火车去趟莫斯科，谈装备、谈工厂。”这句安排分量之重可想而知，国内缺枪少炮，抗美援朝却不能等。徐向前只用了两个字回应：“保证。” 5月底，他率团抵达莫斯科。苏方最初态度冷淡，会议一拖再拖。代表团租住的小楼暖气时常失灵，每晚他靠军大衣裹住胸口，仍坚持厘清清单、标注型号。斯大林直到六月底才露面，谈判桌上徐向前开门见山要“三件事”：六十个师武器、技术转让、专家来华建厂。对方漫天要价，他寸土不让，文件往来厚达一尺。十月协议终于敲定，首批火炮、米格机和自动化生产线列入交付表，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大门由此推开。 1952年春，他带回上百名苏联专家与三十节满载设备的列车。一到满洲里便写信回京：“机器比人先到，线路要预留。”军委随即成立专班，全流程跟进。多年后我军第一条自动化步枪产线、第一所航空工程学院陆续落成，徐向前的签字页至今存放在国防科技档案馆。 从晋中阵地到莫斯科谈判室，徐向前始终未脱离病痛。可每次组织需要，他几乎没有说过“不”。等到1954年他交出总参谋长印章，胸膜粘连已严重影响呼吸，却依旧被认为“随时可上战场的人”。共和国初期，总参谋部能在最短时间实现体系化运转，多个战区调度如臂使指，事实上离不开徐向前对一线作战与战略层面同时熟稔的独特经验。 毛主席曾在一次内部谈话里评价：“子敬打过仗，会办学，也吃过病苦，因此能体谅部队疾苦；把这样的人放在总参，心里才踏实。”这句朴素评语，比任何勋章都真切。徐向前自己未曾多言，只在病历夹缝里留下一行手写备忘：身体若允，再出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