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大汉奸林洪洲在路边解手，一个老汉见他孤身一人，直接一粪叉把他敲个半死，可他却不知，林洪洲其实是地下党员！ 罗国范原名郭善堂，1919年生在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石棚村。 1938年，他听说徂徕山有军队就想去参军，知道那是八路军后，父亲劝他去当国民党中央军，可他听说这支部队专打日寇，还是铁了心要去。 徂徕山起义刚建起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一团一营三连连长是武中奇，见他没带枪就不肯收。 郭善堂也机灵，想了个“调虎离山”，故意把堂哥家的牛放跑，趁堂哥追牛的功夫，从家里弄出一支土枪。 再找武中奇时，对方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啊，你小子挺有办法，就在这儿干吧”，他这才成了四支队的战士。 1941年底，鲁中军区组成特工组，深入敌占区搞工作，敌工部部长王芳一眼看中了他，说“郭善堂这小子机灵，在敌占区有办法”。
“小郭，组织让你去敌占区，是让你演魔鬼，演好了，老百姓骂你打你，八路军也要杀你；演不好，日本人先杀你。党组织决定了，不能讲价钱！” 郭善堂也实诚：“打鬼子我不怕，但是到敌人那里我害怕，连电灯都没见过”，可首长说“党委定了，必须服从”，还叮嘱他三件事： 别被金钱美女勾走魂，要有牺牲的准备，这段历史不留档案，只有他们四个人知道，将来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能证明。 最后司令员还特地嘱咐“那边金钱美女多，别湿了裤子，永远保住共产党员的本色”，他这才接下了任务。 郭善堂按王芳的安排，改名叫林洪洲，正式打入敌营，他很快得到浅石的赏识，被推荐到济南的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又得了山田参谋长的信任。 后来济南日本宪兵队还有四家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都给他发了工作证明书，他成了日特机关里的“香饽饽”。 潜伏的四年里，他给日寇送情报讲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从来不让情报危害到根据地。 比如1942年根据地搞大生产运动，他提前把消息报给山田和特务机关，等《大众日报》正式登了通知，再把报纸送过去，日寇总觉得他的情报又快又准。 可这“汉奸”的名声也让他吃了不少苦，1943年在济南澡堂，一个日军大尉带着朝鲜翻译要抢他的座位，还打了他几巴掌。 他没硬拼，出门就去日本宪兵队找山本队长，路上故意把宪兵队给的证明书踩脏。 见到山本就说“我受委屈没事，可他踩你们发的证明书，这是侮辱宪兵队啊”，山本一听火了，立马让人把那大尉抓来。 最后不仅让军曹打了大尉四巴掌，林洪洲还亲手揍了翻译，这事一传开，济南人都知道“林先生敢打日本人”。 可他越“特殊”越容易出事，汉奸秦伯恒看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就跟山本说他可能通共。 他被关起来后，反倒跟山本说“我不贪不嫖才跟老百姓处得近，才能拿到共产党的情报，你们要是信不过我，以后谁给你们办事？” 最后不仅被放了，组织还把他老家的妻子接过去，彻底打消了日寇的怀疑。 潜伏期间危险不止来自鬼子，还有自己人的误解。 有次山本派他去新泰执行任务，百姓王老倔知道他是“大特务”，夜里偷偷用铁粪叉子朝他脑袋砸下去，以为把他打死了，还去八路军独立营报功。 林洪洲醒过来后，爬了400多米才到联络员王春风家，经治疗后送到日军军营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见到王老倔，还笑着说“你那时候打的是敌人，要是知道我是共产党，性质才不一样，你这一粪叉子反倒救了我”。 还有泰西区公安局局长韩格非，本来想争取他，后来觉得难，就趁他跟日寇打牌时送信，想借鬼子的手杀他，万幸日寇没看那封信，他才逃过一劫。 他的部下李庆亭更惨，本来是要回根据地汇报日军用假币破坏经济的事，半路上被八路军鲁中泰山专区公安队当成汉奸打死。 直到这时军区才下了通知，说以后处置重要汉奸得先上报，免得再错杀自己人。 日本投降后，他本来按通知撤到莱芜，可后来才知道是干事误传命令，组织其实想让他继续潜伏准备内战。 等他准备回济南时，才发现国民党到处贴通缉令抓“大汉奸林洪洲”，根本回不去。 他想回家看看父母，刚到村里就被开群众大会的村民围了，大家喊着“打倒汉奸特务”，拳头巴掌往他身上招呼，最后被五花大绑送到县政府。 还好县政府秘书赶紧给王芳打电话，确认身份后才让乡亲们散了。 回头看罗国范这一辈子，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在敌营里混得有多“风光”，而是他戴着“魔鬼”面具，却从来没丢过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用一辈子证明，英雄不一定是站在光里的人，还有很多隐在黑暗里、忍辱负重的人，他们没留下惊天动地的战绩，甚至连名字都曾被误解，可他们的赤诚从来没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