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国军一中将起义，贺龙听闻后：此人曾背叛过我，最后结局怎样 50年2月4日的清晨，成都上空还飘着细雨，一封急电被送进西南军区作战处，电文只有一句话：“朱鼎卿请求率部起义，盼示。” 雨声、键盘声和军号声交织在一起，走廊里弥漫着潮湿的冷气。接电的参谋小声提醒值班首长：“朱鼎卿，当年在湖北给陈诚跑过腿。”简单一句，却把一段尘封往事翻了出来。 把镜头往前拨二十年。1929年，贺龙任川军第一师师长，朱鼎卿不过是他手下一名年轻参谋。那时两人一起蹲在战壕里啃冷馒头，夜里还合盖一条破军毯。可没过多久，朱鼎卿突然离队，投向朱怀冰麾下。原因复杂：既有个人前途的盘算，也有川鄂皖交界那场混战里的派系逼迫。总之，一别成陌路。 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朱鼎卿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面对江汉平原连夜碾过来的三野磅礴攻势，他的机关驻地只坚持了六天。六天后，省府旗杆上改挂红旗，他本人则搭机经西昌逃进四川。一路颠簸，一路失血，旧部四散，他背包里只剩两样东西：一张陈诚手谕和一方闲章。手谕不能当饭吃，闲章更换不来兵心。 有意思的是，入川当口，国民党阵营里流行一句话：“扛得住三天就有飞机。”事实证明，这只是宣传。成都城头的探照灯刚刚亮起，蒋介石就宣布“战略转进”，留下的残兵自求生路。 西南局对此早有预案。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报的数字写得很直白：起义加被俘的国军总数九十万，其中起义部队过半。“一支军顶多两三万人，九十万是什么概念？几乎再造一个野战军。”作战处的地图上，用红蓝两色小旗标出这些部队驻地，密密麻麻，像扎进一块豆腐的牙签。任何疏忽，都可能让大西南变天。 贺龙受命主持统战，他的办法很接地气。夜色里，他骑一辆旧28自行车跑营房，见到排长就聊伙食，见到师长先问家眷安顿。最常说的一句是：“过去打仗，各为其主；现在人民做主。”这句话后来被很多起义军官抄进日记。 在安抚层次上，他划了三道线： 一，像刘文辉、邓锡侯这类主动脱离蒋介石的川系头面人物，先礼后任，用职务稳定情绪； 二，对所谓中央军——不见红旗不缴枪的顽固师团——先拆再编，班排打散，兵和兵混编，营以上干部集中学习； 三，态度暧昧、成份复杂的部队，则集中整训，愿留者留，不愿者发路费回乡。 这套组合拳落到实处，效用立现。可麻烦恰在朱鼎卿这里。作为湖北系统残存的最高将领，他带来的人不多，却带来一批电台和一套完整联络暗号。谁都清楚，这是一把双刃剑：接收得好，就是情报利器；接收不好，就是潜在炸药。 消息报到贺龙案头，他先是沉默，随后对警卫员说了句：“老朱欠我一碗酒。”语气平静，却包含试探与宽容。 2月6日下午，双方在成都西御街一座小楼见面。朱鼎卿步入会客室，先敬了个标准的旧式军礼，紧接着哽咽：“师座，这些年我对不起您。”对话就两句，再无赘言。 贺龙没有铺陈旧账，只提两点： “第一，把你的电台交给西南军区情报处，不当废物； 第二，人马驻在温江整训，你留成都学习。” 不到十分钟，安排完毕。随后，他命政工干部跟进，把温江整编营改为“警卫独立营”。营长仍由朱鼎卿原副官担任；但连以下骨干全部插入我军老兵。这样，既给了面子，也锁住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在成都北郊专门开设的“将官大队”里，陈诚旧部有三人，胡宗南旧部四人，朱鼎卿则成了“第五号学员”。课堂从《共同纲领》讲到《土地法大纲》，主讲人多半是西南人民代表会议筹备组的干部。学员们坐板凳，有时也会起身辩论。一次谈到“军人服从国家还是个人”，朱鼎卿当场提出：“过去教科书写的是领袖，今天教材换成人民，可惜以前没人告诉我这条。” 几个月下来，改造效果超出预期。军区政治部在总结里写道：“朱鼎卿思想转变快，文字功底好，可吸收为军事院校教员。”于是，1950年7月，他被调往重庆西南军政大学第二期任战术教官，专授山地作战。学生中不乏解放军团长级骨干，他初登讲台时略显拘束，讲到重点则一板一眼。黑板上，他用粉笔画“川鄂峡谷”地形，顺手举例：“当年咱们错在轻视群众，若能争取船工，长江天堑并不难渡。”自嘲掺杂反思，课堂气氛陡然活跃。 1951年底，朝鲜战场吃紧。总后勤部向西南军区调军械专家，名单里出现朱鼎卿。他检讨书里写：“昔日旧制，今日为用，是幸非辱。”后来，他随第三批后勤技术人员抵达沈阳，在铁路军运处设计“流动弹药仓库”。前线回电反馈：仓库转场迅速，最短记录仅九小时，直接降低了敌机轰炸损失。 再说成都本地。温江整编营在1952年春彻底改番号，补入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序列，先后参加剿匪和征粮保甲，纪律无一例纠偏。那一年年底，贺龙签署嘉奖令，批注一句：“欠酒可以暂缓，功劳立即兑现。” 有人好奇朱鼎卿后来官至何职。事实上，他没有再戴将星。1955年授衔时，他自请去掉候选名额，最终以行政七级定级，就事论事，并不算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