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冯增敏带着200多人向越军投降，回国后被判10年徒刑，可他却说：“我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啊！” 提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数人想起的是战士们冲锋陷阵的热血，是“保家卫国”的坚定，像冯增敏这样带着队伍投降的情况，在整场战役里都极为少见。要弄明白他口中的“无奈”，得先从他的出身和战前经历说起。 冯增敏是广西人，家里祖辈都是农民，他20岁不到就参军入伍，一开始在后勤部队打杂，后来因为训练刻苦，被调到前线作战部队当班长。 他性子不算强硬，却很会照顾战友，行军时帮新兵扛枪，宿营时给受伤的兄弟裹伤口，班里的战士都愿意跟他走。 1978年底，部队接到开赴边境的命令，出发前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说“等打完仗就回家娶媳妇”，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盼头，谁也没料到，几个月后他会做出投降的决定。 1979年2月，冯增敏所在的连队奉命穿插到越军后方，任务是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出发时全连士气很高，可刚进入越南境内的山林，就遇到了麻烦——越军熟悉地形，在暗处埋了大量地雷，还时不时打冷枪。 第一天行军，就有三名战士踩中地雷牺牲，还有两人被冷枪打伤，队伍不得不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地在山林里摸索。 更糟的是，进入第三天，连队和后方的联系突然断了。电台被炮火打坏，携带的干粮也所剩无几，战士们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冯增敏当时是代理排长，带着二排200多名战士跟主力部队走散，困在一片无名山坳里。 山坳四周都是越军的据点，白天不敢生火，怕烟味引来敌人，晚上只能裹着单衣靠在一起取暖，不少战士因为连日奔波和饥饿，开始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 有天清晨，负责放哨的战士跑来报告，说山坳入口发现了越军的踪迹，看人数至少有一个连。冯增敏赶紧组织战士们隐蔽，可他心里清楚，手里的弹药不多，战士们又饿又累，真打起来根本不是对手。 他召集几个班长开会，有人说“跟他们拼了，宁死不投降”，也有人说“得想办法突围，不能在这等死”，吵来吵去，始终没个统一的主意。 就在这时，山坳外传来越军的喊话，用生硬的中文说“放下武器不杀，投降优待俘虏”。 冯增敏趴在石头后面，看着身边脸色苍白的战士，有个刚满18岁的新兵，手还在不停发抖，嘴里念叨着“想我娘了”。 他想起出发前战友们的笑脸，想起自己给家里写的信，心里像被揪着一样疼——他知道硬拼的后果，可突围的路又被堵死，一时间竟没了主意。 僵持到中午，越军开始朝山坳里扔手榴弹，有两名战士当场被炸伤，惨叫声在山坳里回荡。 冯增敏看着受伤的战友，又看了看剩下的人，咬了咬牙，做出了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他举起枪，朝天上开了两枪，大喊“别打了，我们投降”。 听到这话，有的战士愣在原地，有的红着眼眶不肯放下枪，可在冯增敏的坚持下，最终还是有200多名战士跟着他走出了山坳，向越军缴了械。 投降后，冯增敏和战士们被越军关押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待遇并没有像喊话里说的“优待”。每天只有两顿稀粥，还得干重活，稍有不从就会被打骂。 有次他想组织战士们逃跑，可刚跟几个班长商量好，就被越军发现，带头的班长被打得半死，逃跑的计划也彻底泡汤。直到一个多月后，中越双方交换战俘，冯增敏才跟着其他俘虏一起回国。 刚回国时，冯增敏以为自己会被直接枪毙，可没想到部队只是把他关了起来，进行审查。审查期间，他反复说“我当时也是迫于无奈”，说自己是怕战士们白白牺牲，才选择了投降。 可审查人员不认可他的说法，认为他作为代理排长，在关键时刻没有坚守气节，带领战士投降已经违反了军纪。1980年，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最终以“投敌叛变罪”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 在监狱里，冯增敏很少说话，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坐在角落里发呆。有次家里人来探望，他抱着母亲哭了很久，说“我对不起那些跟着我的战士，对不起国家”。 母亲没怪他，只是说“好好改造，出来后好好做人”。10年刑期里，他表现良好，获得了两次减刑，最终在1988年提前出狱。 出狱后，冯增敏回了老家，可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异样，有人背后骂他“叛徒”，当年跟他一起投降的战士，也很少有人再跟他联系。 他没再提娶媳妇的事，而是一个人承包了几亩果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低调又平静。后来有人问他，当年的决定后悔吗？他沉默了很久，说“后悔，要是再选一次，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投降”。 其实回看整个事件，冯增敏的“无奈”或许有现实因素——断联、缺粮、敌众我寡，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 可在战争中，军人的天职是坚守，是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战斗到底。他的选择，让200多名战士失去了作为军人的尊严，也让自己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