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战争对领导人的直接好处
➠对政治家来说，打仗是简便的解决办法。当国内局势变得混乱和恶化时，没有什么比发动战争更能使局势明朗起来，就像亚历山大的剑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这让人联想起计算器，在囊括了几个黑板的符号和数字，采用简化、划掉、删去和消除的操作后，成功变成一个极小的计算式，总结了之前的所有难题。这就是战争，难以解决之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从两个大国到无数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唯一的办法是两支军队面对面站在一起，做个了结。其他一切都会暂时消失。
➠战争也是所有解决办法中最为懒惰的。它免除了寻求艰苦妥协和平衡利益分歧的需要。而这是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它只需放任自己的急躁。朋友或敌人，不再有令人困惑的细微差别。我们不再需要试图理解任何其他东西：物理学家马赫说，科学是一种思想的节省。战争更是如此，当一个情况过于混乱或过于令人疲倦时，群众会心甘情愿地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战斗。他们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们最后都能忘记问题。在大多数长期战争中，人们最终往往弄不清楚他们一开始为什么打起来。最初的争吵被忽视，最后达成的解决办法几乎总是与之无关。这是因为，斗争的波折改变了每一个交战方的立场，改变了他们最初的战争目标。我们可以自相矛盾地说，战争是争吵的结束，因为人们常常因为厌恶争吵而战。1940年春爆发的战争在持续一年之后，谁还记得但泽？所有问题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提出，并在冲突期间不断演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战争结束了困惑。这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清算，就像股份清算一样，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唯一结果取代了许多不同的、分歧的情况，使人们最终得以看清一切。
➠战争是统治者的休息期。它使统治者能够搁置所有棘手的困难，回避所有令人恼火的问题。开战后，统治者可以随时呼吁公众解救处于危难中的国家，并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有权宣称所有其他问题是无益的，对所有要求保持沉默，反对所有好奇心。战争使最民主的政府迫使公民沉默、屈服、消极服从和遵守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变为臣民。在最民主的国家，战争中止了选举，领导人因此无法在短时期内被免职。民主国家立即转变为一个警察国家，审查和指控占据主导。宪法保障被架空，战争的威胁足以使专断支配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支持叙拉古的敌人，并根据需要在暗地里向他们提供帮助，以确保他们展现出威胁性。同样，到了今天，独裁政权在必要时会制造假想的侵略危险，以使臣民服从。
➠战争也是统治者最能讨好群众的解决办法。一旦宣战，最平庸的当权者也可以成为至高无上、光环笼罩的权威。他在欢呼声中检阅军队，成为国家的化身。战士们此后便以他的名义赴死。人们在战斗中提起他的名字。他制定计划，决定是消灭数千人还是摧毁整个城市。这个角色是理想化的，能够使任何一位国家元首从平庸变得崇高。然而，没什么比宣战最容易了。众所周知，和平解决一个问题比依靠武器的运气解决更难。使用这种解决办法并不需要天才或智慧。谁都可以掷骰子、宣战或者在冲突期间统治一个国家。在一个受战争纪律约束的国家，权力就是阿拉丁神灯，任何拥有它的人都将变得无所不能，即使是一个孩子。不管是否有意识，虚荣心都牵涉其中；没有什么比处置别人的生命更能令人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
➠最后，在战争首领中，行使绝对指挥权的人经常具有亚伯拉罕情结。……绝对指挥权还要求持有者具备父权制的心理态度，因为在父权制下，父亲是全能领袖和氏族的大司祭。而父权制权力的高峰时刻，是父亲命令儿子献祭的时刻。这里又产生了一个矛盾，因为父亲杀死的要么是不值得献祭的儿子，要么是完美的儿子。后者是一种珍贵的献祭，是献给上帝的无可比拟的祭品。亚伯拉罕的牺牲是对一项事业或政策至高无上的奉献。……战争间接地起到了这个作用：首领派他最好的儿子参战并将其奉献给战争。当他们不是被送往一场普通的战斗，而是被送向一场确定的死亡时，献祭的意义就是完整的。
➠亚伯拉罕情结似乎还有另一个意义：它是代际冲突的表现。它甚至存在于动物身上。父辈感觉受到了后代的威胁，后者急于在性特权、等级特权和经济特权上继承他们。……在所有社会中，战争为亚伯拉罕情结和导致这一情结的形势提供了传统而体面的解决办法。对父辈来说，最痛苦的是已经成家立业的沉稳一代发现自己无力控制激情的年轻一代。这些年轻人的数量超过了父辈满足和利用他们的可能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这种人口结构形式出现时，战争作为解决方案在领导人心中是无与伦比的。如果缺少在合适条件下发动对外战争的可能性，或首领未能在合适时机引流过剩的人口，我们就会看到，在这种人口的不满情绪中，自发地产生内战的派系斗争。如果他们成功了，就能加快年龄更替，将财物和职位移交给年轻的胜利者。如果他们失败了，就能通过屠杀或惩罚机制（如驱逐、放逐、转移到殖民地、监禁等），消灭失败的派系。无论如何，结果或是打开接替通道，或是减少人口。
——加斯东·布图尔《战争社会学专论》，pp．447-49，45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