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田见秀率部降清后，有人对多尔衮说：“此人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地位和刘宗敏相当，不可让他活着。”多尔衮便下令，将投降的田见秀等千人杀死。 两年前，是田见秀人生最风光的一年。他跟着李自成，从西安一路打到北京。 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死了，大顺军的旗帜插满了紫禁城的角楼。 那时的他，是权倾朝野的“制将军”，封“泽侯”，是李自成最信任的“老营”兄弟。 进城那天，他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长安街上。街道两旁跪满了明朝的降官，他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恐惧。 田见秀很享受这种感觉，他觉得，自己前半辈子在山沟里打打杀杀，吃的苦，流的血，都值了。 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大封功臣。田见秀和刘宗敏、李过等人站在百官的最前列，听着殿外的万岁声，恍惚间以为这天下，就真的姓李了。 可这天下，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他们还没捂热，就被狠狠地烫了一下。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片石大战，大顺军败了。 从北京一路败退，退回西安，又从西安败退到湖广。 曾经簇拥着他们的百姓，转眼就成了挥舞着锄头攻击他们的敌人。 队伍散了，人心也散了。 李自成死在了九宫山。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被村民误杀，有人说被地主武装围攻。 消息传来时，田见秀正在军帐里擦拭自己的佩刀。 那把刀，跟着他从米脂一路砍到了北京，刀刃上已经有了好几个豁口。他听着传令兵的哭喊，手停在半空，很久都没有动一下。 李自成死了，大顺这盘棋的“帅”没了。剩下的车马炮，无论多么勇猛，都只是一群无主的棋子，等着被一一吃掉。 他和残余的将领们商议，有人主张南下投奔南明，有人主张继续找个山头当“闯王”。 田见秀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降清吧。” 两个字，说出来很轻，却像两座大山，压在所有人的心头。他们是清军入关最大的敌人之一，现在要去投降最大的敌人。 一个年轻将领站起来，眼睛通红：“田将军，我们跟清军拼了，死也比投降强！” 田见秀看着他，眼神很复杂，有疲惫，也有悲凉。他问：“拼？拿什么拼？我们现在是没水的鱼，没根的草。拼光了，对得起谁？对得起死去的闯王，还是对得起这些跟着我们活到今天的兄弟？” 他把佩刀扔在地上，声音嘶哑：“我意已决。愿意跟我走的，我保他一个活路。不愿意的，自便。” 最终，几千残兵败将跟着他，走上了北上的降路。 去往清军大营的路上，田见秀想了很多。他想，自己是真心投降，清廷初定中原，正是用人之际。他这样能征善战的将领，应该会得到重用。就算得不到重用，做一个富家翁，了此残生，总归是可以的。 他甚至想好了见到多尔衮的说辞，要如何表现自己的恭顺，如何陈述自己的利用价值。 可他算错了一件事。 他算准了自己作为棋子的价值，却没算到对方根本不想让他上棋盘。 在多尔衮的帅帐里，一个降清的汉臣对多尔衮说：“摄政王，这田见秀，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地位和刘宗敏相当。刘宗敏是什么人？是拷打明朝官员，敲骨吸髓的屠夫。田见秀和他齐名，可见其在贼中的威望和手段。这种人，野心太大，留着，必是后患。” 多尔衮坐在虎皮大椅上，年轻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当然知道田见秀是谁。他也知道，这几千降兵，如果收编得当，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但他更知道，清朝的江山，坐得还不稳。南明在江南虎视眈眈，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他需要的是绝对的稳定，是杀一儆百的威慑。 一个降将的价值，远没有一个“警示”的价值来得大。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能打的田见秀，而是一个“死了的田见秀”。用田见秀的死，来告诉天下所有潜在的对手：大清的天下，不容许任何不确定因素的存在。顺我者，未必昌；逆我者，必定亡。 于是，他抬了抬手，就像拂去一只讨厌的苍蝇一样，淡淡地说：“杀了吧。” 行刑那天，田见秀没有反抗，也没有咒骂。他只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破旧的衣甲，站得笔直。 他想，自己终究还是看错了棋局。他以为投降是另一盘棋的开始，却没想到，那只是自己这颗棋子被扫出棋盘的最后一步。 很多年后，史书上评价此事，大多归结于多尔衮的残忍和清初统治的酷烈。 但对于田见秀自己而言，或许从李自成死去的那一刻，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一个失去了“王”的棋子，无论走到哪里，终究都是无根的浮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