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员赵兴兰被捕。一个伪军给他送饭时，突然敲了敲碗底，还说要救他出去，赵兴兰说出了暗号，谁知伪军却一脸茫然！ 1942年，那年头，整个中国都炮火连天的。在苏北淮北那一片，有个叫赵兴兰的地下党员，身份是新四军的情报员。这哥们儿可不简单，原来是个教书先生，文质彬彬的，但国难当头，人家弃笔从戎，还真就成了我党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赵兴兰这人，胆大心细，脑子活络。组织上看他是个好苗子，就让他打入伪军的商会里，扮成个有钱的富商。那时候能骑上一辆自行车，比现在开个限量版跑车都拉风。他就天天穿着长衫，戴着墨镜，骑着车在敌占区里晃悠，赌场、酒馆都去，跟三教九流都能搭上话，情报就这么源源不断地送出来了。 连后来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都夸他“智勇双全”。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那天，他揣着一份用蜡丸封好的绝密情报，从泗洪出发，结果半道上让伪军给堵了。说起来也挺憋屈，坏事儿就出在一个叫韩霞光的叛徒身上，这家伙没扛住敌人的“美人计”，一五一十把赵兴兰给卖了。 赵兴兰反应也快，眼看跑不掉了，当机立断，在伪军扑上来的瞬间，就把那枚蜡丸情报囫囵个儿吞进了肚子里。在他看来，情报比他的命金贵。 人被抓了，但情报算是保住了。 进了大牢，鬼子和汉奸那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老虎凳、灌辣椒水、往指甲缝里钉竹签子……各种酷刑轮番上阵，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伪军队长审他，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自己就是个做生意的，啥情报都不知道。敌人把他的配枪搜出来，他眼皮都不抬一下：“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带把枪防身，不是很正常嘛？” 硬的不行来软的。敌人找来他岳父和媳妇劝降，结果他岳父是个深明大义的老人，当着伪军的面假意劝，伪军一走，就压低声音跟他说：“兴兰，就是掉脑袋，也不能当汉奸，给咱家丢人！” 后来敌人又用上老套的美人计，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凑上来说，只要他招了，就给他五十两黄金，俩人远走高飞。赵兴兰听完就乐了，咬着牙说：“黄金我不要，我要日本天皇的脑袋，你能给吗？赶紧滚！” 这下敌人是彻底没辙了，就把他扔在牢里，估计是准备过几天就秘密处决。赵兴兰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唯一的遗憾，就是看不到把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怪事儿来了。 一天，一个伪军小兵来送饭，放下饭碗的时候，手指头不经意地在碗底“嗒、嗒”敲了两下。赵兴兰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个懂行的人啊！等那伪军走了，他赶紧扒拉开饭菜，碗底果然藏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就四个字：“救你出去。” 这四个字，在当时那样的绝境里，简直比黄金还珍贵。赵兴”兰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肯定是组织派人来救他了！可转念一想，不对啊，这会不会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想诈出他的上下线？ 第二天，还是那个伪军来送饭。赵兴兰决定试他一试，压低了嗓子，用约好的暗号问了句：“姥姥几亩地？” 这句暗号，懂行的一听，就该对“一亩三分地”。可谁知道，那伪军听完，脸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好像根本没听懂。 这一下，赵兴兰的心彻底凉了半截。完了，十有八九是敌人的诡计。他决定不再理会这茬。可没想到，又过了两天，那伪军又来了，碗底还是有张纸条，这次写的是：“明天押解你去徐州，半路听秘书长邵小平安排。” 这下赵兴兰彻底懵了。你说他是真的吧，他连最基本的暗号都对不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迅速冷静下来分析，他想到，我党地下工作的原则是单线联系，为了安全，不同系统之间的暗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来接头的人，很可能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不知道这句暗号也正常。再说了，自己反正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不如赌一把！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把牺牲的时间提前几天。 想通了这一点，他决定，赌！ 第二天，一个叫邵小平的汉奸头目来了，自称是徐州日军宪兵队的秘书长。他把看守支开，悄悄对赵兴兰说：“一会到了卞塘的河边，你就往水里跳，别犹豫。” 随后，赵兴兰被押上车，一路开到了卞塘河边。邵小平借口天气热，支开几个日本兵去路边茶摊喝茶。等鬼子一走远，他冲赵兴兰使了个眼色。赵兴兰心领神会，纵身一跃，跳进了奔流的河水里。 几乎是同时，附近早就等候的一条小船飞速靠了过来，七手八脚把他捞了上去。岸上的邵小平则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对着河面“砰砰”放了几枪，事先准备好的一包鸭血在水里散开，一具早就准备好的假尸体也顺势浮了上来。等日本兵听到枪声跑回来，看到的就是“犯人跳河逃跑，已被当场击毙”的场面，也就没人再怀疑了。 邵小平和那个送饭的伪军，确实都是咱们的同志，只不过属于另一个地下系统，为了营救他，才临时组建了这个行动小组。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暗号，唯一的“暗号”，就是那份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也要把同胞救出去的共同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