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出门迎接，态度一如以往，这让吴佩孚感动不已。

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他的父亲于文孚早年曾在宋庆的毅军中担任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后来的风云人物都有着深厚的交情。

1904年，于学忠以第一名的成绩（徐永昌第二名）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肄业，之后开始的军旅生涯。

1917年，于学忠调任至直系的陆军第十八混成旅，担任炮兵营长一职，旅长赵荣华是他的表兄。1922年，直系二号人物吴佩孚，在两湖巡阅时，对赵荣华的表现不满，将其调离，由时任团长的于学忠接任旅长。

之后，在看重他的吴佩孚的赏识和提拔下，于学忠的军事生涯一路顺遂，几乎是一年一升迁。

北伐开始后，吴佩孚成为首当其冲，第一个被讨伐的大军阀。吴佩孚连战连败，在失去湖南、湖北地盘后，带着仅存的卫队逃到了邓县。

于学忠时任直系第九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归他节制的部队有阎得胜第七师、秦建斌第八师、毛永恩第十八师等共八个师的部队，而邓县正是于学忠的临时司令部所在。

当时，于学忠的手下们看到局势如此危急，纷纷劝说他驱逐吴佩孚以自保。他们深知，吴佩孚如今已是落魄之人，一旦收留他，必定会将各方的目光吸引过来，到时候他们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但是，于学忠却不为所动，说：“如果众位坚持此意，我就自杀以谢玉帅（吴佩孚字子玉，人称玉帅）！”

于学忠的这一番话，让手下们大为震惊。他们深知于学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一旦决定的事情，就绝不会轻易改变。

于是，众人只能乖乖地跟着于学忠出门迎接吴佩孚。当吴佩孚看到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自己时，心中百感交集。

吴佩孚回想起自己曾经的辉煌岁月，那时候，他拥兵自重，威风八面，是众人敬仰的 “吴大帅”，各方势力都对他敬畏三分，甚至还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

然而如今，吴佩孚却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如同丧家之犬，四处逃亡。而于学忠却依然忠心耿耿，丝毫没有因为吴佩孚的落魄而改变态度。

于学忠的这份忠诚，在这乱世之中显得尤为珍贵，让吴佩孚感动不已。

得知吴佩孚去了邓县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南方的北伐军纷纷向邓县集结。由于国民军从潼关杀出，张作霖的奉军难以抵挡，国民军的孙连仲部，已向邓县方向攻击而来。

吴佩孚大惊失色，他深知如今兵力薄弱，根本无法与国民军、北伐军相抗衡。

吴佩孚找来于学忠商议，认为孤军悬在邓县、新野一线，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筹措粮饷也困难，不如将主力转移到豫东。

不料，当调动命令下达后，不仅于学忠部的阎得胜、毛永恩师不为所动，就连吴佩孚带来的几千卫队，在部分军官的鼓噪下，也拒绝东移。

这让吴佩孚感到无比的绝望，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力，众叛亲离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思考再三后，吴佩孚决定带着卫队去四川，投靠当地的军阀杨森。至于于学忠的部队，吴佩孚让他好自为之，自行处置。

于学忠苦劝吴佩孚：“大帅，你虽对杨森、邓锡侯等人有恩，但毕竟是人家的地盘，若去投靠仰人鼻息，也没有发展的空间。”

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方寸大乱，他不愿再留在中原这个四战之。

本来，吴佩孚打算观望一段时间再走，可没过几天，他的卫队听闻冯玉祥的部队要来攻，一夜之间逃散了一千多人。

见再待下去，就真成了光杆司令，吴佩孚一咬牙，带着幕僚、亲信及残余的卫队共四千余人，向四川方向逃去。

吴佩孚走后，于学忠召集主要军官开会，他神情凝重地说：“我若带着大家继续打下去，白白让弟兄们送命，可若率部投降，又对不起吴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解甲归田这一条道可走。”

接着，于学忠安排了善后事宜，让阎得胜代理军长职权，把军部所余的大洋，分给官兵。

随后，于学忠脱下军装，骑上大马，回到了蓬莱老家。他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吴佩孚的忠诚和不离不弃，也为自己和吴佩孚之间的这段故事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的句号。

不久之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素闻于学忠有勇有谋，且忠于故主，一直对他赞赏有加，欲延揽麾下。

这时，被国民军收编的于学忠旧部因不满遭到歧视，在几个将领的带领下，突袭国民军孙连仲部后，将大部分队伍又拉走了，之后，将领们派代表赶赴蓬莱，请于学忠回军主持大计。

于学忠考虑再三，决定重返军营，并表态说：“我们坐船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出山后要归属奉军，才是长远之计。”

就这样，于学忠率旧部投靠了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都对于学忠很看重，给他的职务比在直系时还高。

几年后，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亦常去吴家看望并有接济。

尽管两人已经不在同一阵营，但于学忠对吴佩孚的那份敬重和情谊，却是始终没有改变。